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所警告的那样，新冠肺炎病毒已经在世界范围开始了大流行。欧洲、美国都开始进入疫情的集中爆发期。都说疫情如同一面镜子，能够照出很多曾经我们忽视的事情。也照出了中美两国企业，在面对这种级别的国家危机时，不同的三观与选择。
当地时间2019年5月15日，马云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科技向善”启动大会。
马云援助多国 新希望与小米为国抢口罩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3月17日新开推特帐号，发出的首条推文是有关他捐助美国防疫物资的消息。马云推文中说，“第一批运往美国的口罩和新冠病毒试剂盒已经从上海起飞。向美国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推特转发的照片显示，待运物资后面是“东航”飞机尾部的机徽和机身上的“中国” 字样。
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中国政府乃至企业都纷纷向他国伸出了援手。“这是全球时代人类共同面临的一次流行病大挑战。”马云13日在微博上发文称，“时至今日，这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自己解决的挑战，而是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携手应对。此时此刻，不分你我共享资源，交流抗疫经验和教训，我们才有机会战胜这次灾难。”
马云也在微博上透露，除了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也关注到了非洲疫情发展和医疗资源的匮乏，将为非洲54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捐赠10万个口罩，1000件防护服，以及1000个防护面具，同时还捐助每个非洲国家两万个检测试剂盒。
实际上从疫情开始之初，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就开始为抗疫而奔忙。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农牧企业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透露，中国疫情爆发期间，新希望曾在韩国批量采购上百万个口罩，但却被另外一家中国公司抢先买走了，后来一打听，才发现对方是中国手机企业小米公司。
再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面对新冠肺炎病毒，口罩是“硬通货”，“必需品”。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在湖北疫情爆发初期，全中国仍然出现严重的口罩短缺。有一部分口罩生产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赚的“盆满钵满”，不过仍然有大量的口罩企业，其实是在“亏本”生产。在当时停产停工的情况下，这些口罩厂商既要承受原材料上涨，春节工人额外的加班成本等问题，还要面临因管制造成的原材料运输困难。但大部分厂商为坚持不涨价的代价，面临着产的越多亏的越大的问题。
中美企业 外貌相似的两种“生物”
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就很少出现。
并不是说美国企业家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相反，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企业家，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巨大贡献。从疫情开始之初，比尔·盖茨建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另外两个大型慈善机构，已经捐赠近2亿美元用于支持全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1月27日，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500万美元紧急赠款，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直接帮助中国加速在药物、疫苗及诊断方法研发等方面的工作。2月22日习近平也给比尔·盖茨回信，感谢“（您）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你和夫人领导的基金会慷慨解囊，你给我写信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这是比尔.盖茨的个人行为。
多数的美国企业，面对这次疫情往往第一个念头是“我能政府那里获取什么”，而非“我能未这个国家做什么”。它们骨子里甚少“家国情怀”和民族基因，更多的是资本逐利。企业不是慈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相比之下总是让人感到“冷血”。用一个比喻，中美两国企业是看似相似，实则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
多原因铸成中国企业跑步加入“抗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经济制度上来看，美国是自由经济，企业是它的最大本钱，更是它最大的资本。由于这种制度，企业的自主性极高。当企业面对自己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比较时，无法不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今天，仍有无数美国企业将利润留存在海外，他们不会因为爱国而将利润汇入国内。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就算用借贷的方法在美国投资，也不会将利润从境外转入。特朗普上任以来，他无数次要求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尽快将生产链转移到美国国内，但是结果呢？应者寥寥。原因就是在于，如果要在美国组装，iPhone 的成本将会增加 30-40 美元（比原来成本增加约 13%-17%）。如果特朗普不只要组装，而是要把整个供应链都迁到美国去，成本合计将暴增至 60-80 美元（约增加 26%-35%），售价也会因而大幅上升，从而影响市场，影响企业业绩。作为苹果自然不能接受这种结果。
其次，从国家政治形态上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集中式的中央威权国家，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状态。美国虽然不能算是标准意义上的“小政府”，但是相比中国，政府的权力仍然要缩水很多。尽管中国因此在外界受到不少批评，要看到在面对这次危机时，中国作为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国家，确是率先控制住疫情，就是这种国家模式起到的作用，能够迅速从平时进入“战时”。从政府到个人，从国企到民营企业也都会迅速融入到这个体制中。
而且要打破西方媒体和民众的误会，他们的认知中，中国政府是“蛮横无理”的干预企业逐利的自由。实际上，多数的中国民众和民营企业家，是心甘情愿接受这种融入的。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三个不同于西方资本家的特质，在在很多中国企业家朴素的观念中，他们认为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企业，是与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仅仅捆绑在一起的。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概念就深入人心，“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也是很多儒商的立身之道。中国人对于“家”与“国”概念的辩证性认知，是与西方企业家尤其是美国企业家完全不同的。
这并非是说美国人不爱国，美国人在二战中也表现出了高度爱国精神。但是对于这个国祚仅二百余年的国家，要求那些“缺乏家国认同感”的大资本家，在“国家利益”与“资本”出现冲突时选择国家利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在中国的企业性质中，有一种特殊的企业就是国企。中国的国企垄断着石油、电力等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行业。凭借这种垄断，中国国企在平时获得大量企业利润同时，也饱受着中国民众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一到国家危机时刻，国企这个机器就会立刻进入马力全开状态，这是普通的中国民营企业做不到的，同样美国企业也无法做到。
例如，在1月30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关于地方和国有企业切实履行职责使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国各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抗疫“突击队”和经济“稳定器”作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更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抗疫比作一场战争，国企是最早“跑步进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其他类型的企业难以做到或者不愿去做的。
事实上，美国这些大企业已经不再属于美国，这种政府于企业的关系，让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上的经济关系时经常得不到自己企业的支持。
相反，无论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是国企，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扶贫，只要国家需要在哪里发展或投资，只要国家有所要求，而要求又不过分，中国企业都愿意尽量配合，那既是因为有实际利益需要，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知道这种配合不会让自己吃亏，甚至很有机会获得其他的利益。
以上这些是中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信。而这种关系，也这就让中国在全球伸展自己的影响力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