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毒万毒，共惨最毒

一，革命不惜一切“代价”

1847年10月涅恰耶夫出生于莫斯科以北350公里的弗拉基米尔省伊万诺夫镇一个工匠家，因家境贫寒，14岁时就开始做油漆工。20岁就投身于旨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洪流中，1869年来到瑞士的日内瓦，赢得了俄罗斯革命元老巴枯宁的信任；巴枯宁派遣他回俄罗斯去发动革命。他在莫斯科的青年与学生中开展地下活动，成立了一个叫“人民复仇”又称“斧头帮”的组织，自任“核心小组”组长，计划刺杀沙皇并密谋夺取政权。

小组的一个核心成员、大学生伊万诺夫，有时候会与涅恰耶夫争论。涅恰耶夫总是予以压制。伊万诺夫威胁要退出组织。涅恰耶夫率领组员把他杀死并沉入冰河。为了防止告密，每个人都动了手，沾上自己同志的血！这件罪案很快被破获，“人民复仇”组织被取缔，很多成员落入法网，涅恰耶夫则流亡国外。1872年，涅恰耶夫在瑞士被捕，被引渡回俄国受审。这次审判轰动一时，涅恰耶夫在法庭上表现得很“勇敢”，不时的呼喊打到沙皇。最后法庭以谋杀罪判他20年苦役，但他没能熬到刑满的那一天，十年后死于狱中。随着案件的判决，涅恰耶夫用以指导“革命”的小册子《革命者教义问答》逐渐为外界所知。教义问答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革命者注定是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没有个人利益、个人事业，没有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在他身上，完全被一种唯一的利益、唯一的思想、唯一的恋情所灌注----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法律决裂。他要从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同有教养的礼仪、准则和传统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毒药、刀子和绳套是革命的圣物。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第二部分是“革命家对待同志的态度”：如他尚存有亲情、友情或爱情，对他则极为不利；若这些关系束缚住他的手脚，他便不是革命者！涅恰耶夫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对兄弟们施加的暴力是有理的。革命者分为几个等级，领袖有权把下等的革命者作为可利用的工具即“代价”。“每个有觉悟的革命家手下应有若干个二三流的革命者，即不太有觉悟的革命者。他应当把他们看作归他全权支配的总资本的一部分。”这种“代价”论已经被传销以及各种邪教组织吸收。

第三部分是“革命家对社会的态度”，教义问答把这个“肮脏的社会的所有成员”划分为六类。革命者消灭所有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人。谁还珍惜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谁就不是革命者。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就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即超人。

第四部分是“革命组织对人民的态度”。涅恰耶夫说：“我们的事业是恐怖的，四处破坏。要冷酷无情，但不要期待宽恕，要准备赴死。为了破坏现制度，要打入社会各界，包括警察组织。驱使富人和有影响的人服从自己。想尽办法加重人民的的痛苦与不幸，使之忍无可忍，促其起义。最后，同犯罪分子结成同盟，同俄国唯一的革命者们----野蛮的匪盗世界联合。”这种革命绝不遵循“古典的西方模式”，那总是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而是要消灭和摧毁一切传统、秩序和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同同犯罪分子----野蛮的匪盗世界结成同盟，他们是俄国唯一和真正的革命力量”。可见，这教义就像新冠病毒。

二，只有马列革命家才敢搞基因武器

列宁、斯大林称《革命者教义问答》为“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他们认为：为最终达成共产主义理想，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达成目的。在马克思语录“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旁边，斯大林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斯大林搞的“第比利斯抢劫案”就是以此精神展开的。

中共的祖宗是列宁斯大林，中共六大就是在莫斯科召开的。1929年中共组成敢死队为斯大林侵略我东北效犬马之劳。而列宁斯大林是开发生化武器的魔王。列宁为了消灭西方资本主义即他所说的帝国主义，积极推动生化武器研发，列宁不惜使用生化毒气消灭反对派。斯大林更是使用生化武器的元凶，他竟然把毒气弹送给中国军阀冯玉祥。1954年10月毛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我不相信原子战争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李志绥回忆录120页)，尼赫鲁被吓得张口结舌。1957年11月18日，毛在莫斯科的全球64国共党大会上宣称：“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原子弹是纸老虎，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1/3；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死一半还剩一半。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3亿人。那又怎么啦？战争就是战争。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我怕谁去。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没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听众被震得鸦雀无声，唯有宋庆龄笑出声。

科幻家说：原子战争的己方代价太大，如果有灭绝某个民族的基因武器，杀人于无形，而又查不出屠夫，对己方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本是科幻概念，却被一些马列革命家念念不忘，充分说明了他们极端残忍的心太。只有他们才有决心和毅力对各种病毒实行基因改造，以便其悄悄地杀死现有的人类。

中共搞生化武器由来已久。1970-1990，苏联的间谍卫星发现：中国西北部核试区附近，建有大型的发酵厂及实验室，情报显示邻近地区在1980年代末曾先后爆发两次前所未见的出血热（hemorrhagic fever）疫情，感染者均因大量出血而死亡，以前该地区不曾有过这种病症。当时的苏联军方认为，这两次疫情况都是中国的病毒武器实验室意外泄露所致。这些流行瘟疫包括造成大量出血的马尔热及可怕的艾波拉病毒，这两种病毒均源于非洲。

1980年代，武器专家钱学森积极推动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也是为了开发新型的更大威力的生化武器。

陈化兰杂交出127种新病毒来危害人类。陈化兰，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动物流感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化兰的研究方向为禽流感病毒跨种感染及其致病性的分子遗传与分子致病机制。2013年5月她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论文，自述将具有高度致命能力、但不容易在人类之间传播的H5N1禽流感病毒，与H1N1人类流感病毒结合成超级病毒，具有了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能力。论文称，该团队已经杂交出127种新病毒，其中2/3以上对小鼠高度致死，8种能经空气传播，其中4种获得高效空气传播能力。陈化兰实施该实验的借口是，“理论上”自然界有这种变异的可能性，因此不如主动制造出来，“提前研究疫苗”。不过，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哪能搞出127种新疫苗，其真正的动机是“武器应用”，研究如何能让高致死性的禽流感在人群中高效传播。

2013年10月石正丽在《自然》杂志发表了袭击人类ACE2受体的重组冠状病毒的雄文；2018年4月5日央视报道：“猪身上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并攻击人类ACE2基因和五毒所制备疫苗及抗体的捷报；2019年9月18日，官方在武汉机场投放了“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1月初武汉肺炎患者身体分离的冠状病毒里，与人的ACE2受体有关；・・・・・・证据链完整无缺。武汉9.18演习目的是为了赶在冬天在香港投放“可防可控”病毒；而现场测试军方事先制备的病毒疫苗。2019年全国各地都进行了“紧急卫生事故”演习，比邻香港的广州和深圳演习于9月11日。结果：病毒不信党而完全失控，攻击全球形成了“人类共惨体”，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可见，千毒万毒，共惨最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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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强：中共是病毒之源，比病毒更毒

提要：如何把武汉肺炎作为自然事件来看待，“源头”和“始发地”就是等义词。如何把武汉肺炎作为“人为”事件来看待，“源头”和“始发地”是不同的。“始发地”就是病毒的“始发”现场；“源头”就是病毒的老巢。病毒的老巢就是中南海，中共是病毒之源，比病毒更毒。独裁的中共封嘴，独裁变“毒菜”，人们未曾想到的是，中共故意制造病毒并在武汉机场918投毒，这样，武肺病毒“始发”于武汉，危害了全世界。

2020年3月18日，钟南山在广州市疫情发布会上表示“病毒源头”和“疫情始发地”不一定是一回事。他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发生在武汉，但没有证据表明源头也在武汉，这是科学问题。”这不是钟南山首次提出该说法，在2月27日出席广州市政府的记者会上，他就公开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引起外界不少议论。香港影帝黄秋生直言钟南山的观点是武断的、是片面的，更是不科学的。

对武汉肺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损失避而不谈，钟南山反而狡猾地用了一句“但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好一个“不一定”，请问根据何在？钟南山根本拿不出任何半点根据。就只能是凭空臆造，或者只能是他“姓党”的大脑的“直觉”了。这样的“直觉”就是秦桧迫害岳飞的“莫须有”罪名。“莫须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也许是”、“可能是”的意思。如此高招地将“黑锅”甩给外国人去“背”，自然是给姓党之国的“丧事喜办”献上的一份厚礼。钟南山在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身份驾临武汉之初便放话说：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战争，热核级的”。他早就埋下“伏笔”了！

钟南山之父钟世藩是广州中山医院院长，1949年拒绝了国民政府令其携医院13万美元及全家人员撤往台湾。新政权建立后，钟世藩把医院的款项全部移交给当时的军管会。文革期间，钟世藩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其妻廖月琴是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也遭批斗；1966年7月廖投江自杀，时年56岁。钟南山是善于为当局诡辩的辩护士。2010年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的校友会上说： “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牌喊冤）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我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中共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钟先生“找谁算，怎么算”这种假装糊涂，实则是为虎作伥。他鼓吹的“忘记”之“道”，要人们“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这样的“忘记”，岂能吸取教训？所以，才会有连续两次震惊人类新型传染病从中国爆发并普及全球，一次是2002-2003，一次是2019-2020。

逻辑学家说，如何把武汉肺炎作为自然事件来看待，“源头”和“始发地”就是等义词。譬如：长江的“源头”和“始发地”就是一回事，都在西藏的XX河。把它说成是两回事就是在自欺欺人。如何把武汉肺炎作为“人为”事件来看待，“源头”和“始发地”是不同的。“始发地”就是犯罪的“始发”现场；“源头”就是罪犯的老巢。钟南山不是搞侦探的刑法专家，哪里有资格谈论什么“源头”和“始发地”。

如果说“华南海鲜市场”就是犯罪的“始发”现场的话，在这个“始发”现场被中国官方销毁的情况下，中国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罪犯的老巢即“源头”在国外？如果病毒不是发源于中国，为啥它不首先发生在其发源地国家或地区？ 除非有人为的因素，否则不可能不首先发生在其病毒发源地。病毒自己不会越过千山万水，先跑到另一个地方去爆发。特别是武肺病毒，其传染能力如此之强，恐怕还没开始长途跋涉，就已经感染给当地人了。如果是外国人投毒造成的，钟南山有啥证据？ 一个科学家无论发表啥论点，都要先有证据。没有证据就开口，而且还是毫无边际，就令人不耻了。钟先生不过是演出的贼喊捉贼的双簧戏而已，以此来逃避国际社会的法庭要求中国政府赔偿的审判。

2020年3月13日，美国佛州博卡拉顿市伯尔曼法律事务所（Berman Law Group）受原告委托，针对中国几大机构----中国政府（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国家健康卫生委员会、湖北省与武汉市政府，向佛州迈阿密分院提起一项集体诉讼。起诉书指，四被告瞒报病情，导致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并对原告造成了损害，因此要求赔偿。受理该诉讼的法院是佛州南部地区法院迈阿密分院，定于5月1日首次开庭，法官为乌苏拉・恩加罗（Ursula Ungaro）。该诉讼指控被告的罪行有：1）2020年1月1日镇压了将疫情真相说出去的8名医生。2）即使1月9日出现死亡案例，它们依然淡化疫情的危险性，仍将死因归于肺炎而不是病毒，并向公众保证可防可控。3）被告在获得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后，拖延了17天的时间才向世界公开。4）被告在1月3日就知道武汉肺炎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但是直到1月20日才确认人传人，当时该病毒已传到全球，拖延了宝贵的17天。5）习在1月7日即指示官员控制该病毒，但后来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搞万家宴加速病毒传播。直到1月22日晚，才下令封城。原告在诉讼文件中还表示，中共政府有两个已知的生物武器研究实验室，其中之一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四级”微生物实验室，这意味着它可以使病毒更毒地来危害人类。

目前这个诉讼案只有少数原告。律师表示，BLG计划提出诉讼修正案，纳入更多的原告，包括染疫患者。该诉讼文件说，未来集体诉讼成员将有数百万人。“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曾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一次治理不当事件中影响到这么多美国人，全美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已有14个州处于半封锁状态”。该诉讼没有提出中共应赔偿的确切金额，仅要求被告“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赔偿对原告和集体诉讼成员造成的经济和非经济损害”；估计至少赔偿“数十万亿美元”。

2020年03月17日，美国前司法部检察官拉里・克莱曼（Larry Klayman）向德克萨斯州北区地方法院提出集体诉讼，把中国政府，中国国防部；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武汉病毒所及该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列为共同被告。起诉书指控：“新冠病毒自中国武汉一处不合法、且不符合国际生化武器法的设施泄漏造成的”；令美国公民承受死亡或重伤的危险。克莱曼要求，中共应为自己的“冷酷且无情的冷漠及恶意行为”支付至少20万亿美元。

除了美国公民向中国索赔外，土耳其公民起诉中国政府要求赔偿损失。意大利国会议员加斯帕里（Maurizio Gasparri）批评中共是整个世界的祸害，并称“中国是世界的毒瘤”。据“新印度快报”（New Indian Express）等媒体2020年3月17日报道，欧吉哈（Sudhir Kumar Ojha）是印度比哈省（Bihar）墨沙发坡县（Muzaffarpur）人，他向地区法院提出控告：这些人人策划了一起阴谋，透过传播武汉肺炎来消灭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