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蔓延，中美之间多次相互指责西班牙是受病毒打击最为沉重的国家之一，迫切需要医护物资和设备，特别是疫情紧急的一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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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西班牙指控土耳其“扣留”该国三个地区卫生部门采购的数百台呼吸机等重要抗疫用品。
西班牙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形容，这等同“盗窃”。经过反复交涉，西班牙外交部说总算拿到了交货。
新冠病毒导致许多国家之间关系紧张，西班牙和土耳其只是一个例子。
肺炎疫情：新型冠状病毒专题报道这些国家争相示爱取悦北京背后的考量意大利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城的封国路程
欧盟成员三心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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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医院急需呼吸机，但是订购的产品被土耳其“扣留”了确实，美国和中国关系不和谐成为举世瞩目的外交紧张“震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长期以中国为中心、并威胁将冻结缴纳会费。
但是，外交关系“感染病毒”的症状也出现在其他地区，而且并不总是围绕被控隐瞒疫情严重程度的中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社会、政治研究员盖斯顿（Sophia Gaston）告诉BBC，“理论上讲，我们应该看到不同的国家团结起来、联合对付同一个敌人。
但实际上，疫情危机推动各国更加‘内向’，竞争多于合作。”
一个例子是欧盟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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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反应让意大利总理孔特相当不满病例飙升时，意大利请求邻国援助医疗物资，但是，德国和西班牙都采取行动禁止此类产品出口。意大利驻布鲁塞尔大使在Politico网站撰文称这是欧洲不团结的表现。
和德国的另一场拉锯战也让意大利颇感寒心。柏林反对各国“凑份子”帮助疫情严重的欧盟国家的提议。
荷兰、奥地利、芬兰也表态反对，但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卢森堡表示支持。
这也凸现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
中国美国争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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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决定禁止出口抗疟疾药让特朗普相当不满意大利也是专家所称的中国“口罩外交”的典型案例之一。中国国内疫情蔓延放缓后，北京向世界各地一些国家伸出援手。
罗马收到中国捐赠的医疗物资、检测盒，甚至还接待了来自中国的医疗小组。意大利社交媒体上，#grazieCina（感谢中国）一度飙红。
位于伦敦的外交和国际发展咨询公司Pax Tecum执行总裁巴亚兹(Gesu Antonio Baez)说，中国此举旨在抓住机会、占领美国—特别是2016年新总统特朗普大力提倡“美国第一”后—在国际舞台上留下的空白。
分析中美背后的政治角力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在其他一些方面，就算华盛顿的应对策略有不同之处，但立场也远远称不上亲善。除了和中国唇枪舌剑互相指责之外，特朗普还让德国大为光火：他试图“买断”德国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不久前，印度决定禁止出口抗疟疾药羟氯喹，特朗普也警告，美国可能报复。
巴亚兹解释，危机当头，作为外交大国的美国没有挺身而出，给了中国填补空缺的机会。
巴西中国唇枪舌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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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巴西的关系好像也不如从前“亲密”不过盖斯顿则指出，巴西的例子证明，中国“口罩外交”进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中国被指在武汉疫情暴发初期没有尽快制止病毒蔓延也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
她说，美国情报报告指责中国隐瞒感染人数、死亡案例，英国有官员质疑中国的官方数据，“中国在面对世界审视的同时发起规模浩大的公关攻势。”
另外一个对中国提出质疑的国家是巴西。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和巴西曾多次打嘴仗，最后发展到中国外交官和巴西总统圈内人在社交媒体上对攻。
不久前，巴西教育部长魏因特劳布又惹恼了中国官员，他的推文被中国指责是种族歧视。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反击他的言论“荒唐、卑劣，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腔调”，敦促他“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大豆进口占巴西总出口的80%。魏因特劳布发声之前，巴西卫生部门已经很难从中国买到呼吸机等卫生物资。
南美邻居“更不般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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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为两台检测仪争执新冠病毒也在给一些国家间已经存在的不和谐添柴。比如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不承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的是合法政府，委内瑞拉移民大批涌入哥伦比亚，早已经导致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
最近一次对峙发生在4月1日。起因是马杜罗向哥伦比亚总统杜克表示，愿意向哥伦比亚提供两台Covid-19检测仪。
那以前，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仅有的一台检测设备临时出故障无法运作。
但是，杜克办公室对马杜罗的表态保持沉默，这让委内瑞拉一批官员、包括副总统罗德里奇（Delcy Rodriguez）在内大为光火。
罗德里奇发推特说，杜克政府拒绝马杜罗总统捐赠的两台检测仪……这是杜克不尊重哥伦比亚人生命和健康的另一个表现。
在4月7日发表的广播采访中，杜克说，委内瑞拉捐赠的仪器和哥伦比亚使用的检测种类、试剂以及其他材料“不配套”。
中东地区“新仇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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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和埃及为移民工吵嘴在中东，卡塔尔和埃及也围绕困在卡塔尔的埃及公民应该怎么办发生争执。
卡塔尔一度是确诊病例最高的海湾国家。卡塔尔当局告诉半岛电视台，埃及当局拒绝接受他们为埃及民工安排的包机。
2017年，埃及等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断绝和多哈的外交关系，他们指责卡塔尔当局支持极端组织。
不过，造成疫情下外交紧张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口罩和封城。
比如3月18日，欧盟一份报告被泄漏给媒体，报告指责俄国操控的媒体在西方散布有关Covid-19的假消息。俄国政府发言人反驳欧盟报告的指控是“毫无根据”。
国际关系“危机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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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不少国家捐赠医疗物资疫情之下外交分歧、紧张升级，但也有专家看到正能量。
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普利森（Annalisa Prizzon）说，危机也给加强合作创造了机会。
“危机证明，发达国家可能并不总是‘专家’。中国和意大利分享抗疫经验就是一个及时、具体的例子。”
盖斯顿认为，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合作。
“已经错过一些机会了，特别是在民粹、民族主义抬头的那些西方国家。这应该是展示合作力量的时候。相反，许多策略却导致了国家之间关系恶化。”
剑桥研究追溯新冠病毒轨迹 起源仍无解
剑桥大学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指出，新冠病毒的较原始版本毒株在美国和澳洲更为常见。但这是否能证明新冠肺炎非源自武汉？研究人员表示，病毒来源研究是“烫手山芋”，而该报告并无法针对病毒起源给出明确答案。
http://www.moremorewin.net/imgserver/imgs/2020/04/11/f51f98fcb1b0e16763df584a49a3f626.jpg新冠病毒到底源自何方 这是一个仍然无解的问题（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英国剑桥大学及德国学者本周发表了一篇探讨新冠病毒传播溯源的研究报告，探讨新冠病毒从武汉到欧洲和北美的传播轨迹。研究发现，病毒毒株可分为A、B、C三种类型，而较为原始的版本"A型"虽然出现在武汉，但在武汉样本中更多的是变异的"B型"毒株，A型毒株在美国和澳洲研究样本上更为常见。
题为"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谱系分析"（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的研究报告是由英国及德国学者共同撰写，于4月8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研究人员通过基因网络技术绘制出新型冠状病毒在人体的早期"进化途径"。该研究分析了从病患身上取得的前160份完整病毒基因组，得出新冠状病毒通过突变产生的不同病毒谱系。
"A、B、C"的全球分布
剑桥大学遗传学家、报告主要撰写人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介绍，由于病毒发生了太多快速突变，研究人员无法完整追踪病毒的家族谱系，所以采用数学网络算法，同时找出所有可能的谱系。福斯特表示，这项技术最为人所知的用法是通过DNA追踪史前人类的动向。"我想这是首次将它用于追溯新冠病毒一类的冠状病毒感染途径。"
http://www.moremorewin.net/imgserver/imgs/2020/04/11/fec2761593874fc4c7323d0c7f67b0c5.jpgA型毒株在美国和澳洲研究样本上更为常见 但并不能说明病毒来源美国（资料图片）
研究团队从"全球共享流感数据倡议组织"（GISAID）的数据库中提取了2019年12月24日至2020年3月4日之间收集的160个样本，发现三种拥有密切遗传谱系的的新冠病毒类型，将其分成A、B、C三种类型。其中较为原始的毒株A型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毒株最接近。A型虽然也出现在武汉，但并非武汉最常见的毒株。
研究指出，曾经生活在武汉的美国人身上也找到此类毒株。研究发现A型更常出现在美国和澳洲感染者身上，而在武汉更常见的是从A型突变的B型毒株。总体而言，B型在东亚更为普遍，而且较少在未变异的情况下传播至其它地区。研究人员分析，原因可能是武汉出现了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或是东亚以外的人群更能"抵抗"这一型的毒株。
由B型变异而来的C型主要出现在欧洲，在早期的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患者身上能找到。虽然在研究中的中国患者样本上没有出现C型，但见于新加坡、香港和韩国。
基本上，在疫情暴发的第一阶段，欧洲、美国和澳洲等东亚以外地区最常见的是A型和C型。B型则是在东亚最为常见。C型早期时出现在新加坡，这也是欧洲第一批感染者身上常见的毒株类型。
无法判定病毒起源
这一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认为这份报告可以成为新冠肺炎不是起源于武汉的佐证。报告主笔之一Peter Forster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鉴于中美之间的政治纠纷，他明白病毒起源的议题是"烫手山芋"，但这份报告以及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并不能给出明确解释。
至于为何A型病毒没有在武汉大范围感染，福斯特分析可能是"A型无法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因此变异成B型，另一方面A型病株则适应了美国和澳洲人的免疫系统。
该研究团队目前正将其研究样本扩大至1001个病毒基因组。虽然研究结果尚未出炉，但福斯特表示，第一批感染以及病毒传播发生在去年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间。
研究人员认为，采用基因网络技术的分析方式将有助于预测下一个疫情暴发的地点。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的"一号病人"起初被认为是曾与前往武汉的熟人接触而感染，但后者身上并未验出病毒，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最终陷入死胡同。福斯特的研究则发现，意大利最早的感染案例或可追溯至1月27日被通报感染的一名德国患者，另一名初期的意大利感染病例则与"新加坡感染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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