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3日，曾节明说：“华人这类树种，生来就是歪树的树种吗？如果华人的树种生来就是歪树的树种，那怎么解释：生长在台湾土地上、香港土地上、西方国家土地上的华人，整体并不是歪树、且枝繁叶茂呢？”
这是类比不当，把人与树相提并论是类比不当。树属于植物类，人属于动物类而且高于万物，人才具有顶天立地的独立性和尊严。曾节明以万物为刍狗，搞所谓的“众生平等”，把人等同于无理性的树木，是践踏人类尊严，是一种反人类的说法。可是这种类比不当的说法在中国流行几千年，譬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种比喻从文学层面看没有问题，但从逻辑层面看，就是把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有科学性。
曾节明问：“西方的马列极权文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
看来，俄罗斯人比黄俄优秀，他们信基督教，不推责，不把俄罗斯的苦难推给外国人或某一本国人，他们意识到自己民族的错误，所以才改弦易辙。而曾节明等传统粉丝从未意识到儒道佛的思想并不美好。陈独秀、李大钊并不生来就是马列信徒，他们最初是儒学的秀才和举人；杨度还是儒学的翰林，他们最后都信奉了马列共产主义，说明他们心里的儒学与共产主义并不冲突，而是具有同一性。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共产主义”与马列共产主义具有目标上的相似性，如：康有为的《大同书》鼓吹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与马列“乌托邦”所幻想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简直是一对孪生姐妹。毛在上小学时，就非常崇拜康有为的《大同书》。58年大跃进时，毛多次萌生消灭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为一样坚信，不消灭家庭，便难彻底消灭私有财产・・・・・・正是儒、马这种相似性，儒家文人才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人。1918年德国的考茨基、卢森堡等人大骂列宁，中国的李大钊、鲁迅却在欢呼列宁！1923年12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民意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007人中，赞成社会主义的就有291人之多，赞成民主或民权的仅69人，其它几种主义仅有几人；这就说明，马列主义成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潮。在苏联瓦解之后，这些共产党人又摇身一变，在全球推销“孔子学院”。可见，儒和马就是他们换着穿的衣服而已，是一回事。曾节明反马其实是“做秀”，他十多年前就提出过要在马克思主义里淘出金子来，反对全盘否定马；他的这种垃圾里找黄金的思维方法，导致了他视儒家为宝，而对基督教不屑一顾。
曾节明5月10日在其博客里说：“今天的朝鲜人整体素质低于同为高丽民族的韩国人，完全是政府的不同造成的：是朝鲜金家共产极权72年的愚昧野蛮统治，造成了朝鲜民众素质的低下。”这话过于绝对。因为：北朝鲜属于中国大陆文化圈，南朝鲜属于日本海洋文化圈。殷商时期琪子侵入北朝鲜，汉武帝直接统治北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占有北朝鲜，以后，高句丽被唐高宗灭亡。安史之乱后，南朝鲜才逐渐把势力推进到北朝鲜，之后北朝鲜又被辽、金统治；一直到元代，北朝鲜才被南朝鲜完全统一。可见，北朝鲜的专制屠杀比南朝鲜严重得多！现代南北朝鲜的制度是美苏占领军队移植的结果。南朝鲜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后，专制腐败依然盛行，1980年代韩国的基督教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主导了全国，韩国终于在1987年完成多党竞选、自由轮替的民主新宪法。因此可以说：基督教文化的韩国人比无神论文化的北韩人的素质高；自由民主的韩国人比一党专政的北韩人的素质高；至于政治与文化因素对素质影响各占多大的比重，是可以讨论的。
曾节明5月10日说：“任何民族的素质状况，主要都是政府造就的。”这句话自相矛盾。一方面说“素质状况，主要是政府造就的”，“主要”即大部分的意思；另一方面又说：“素质状况，都是政府造就的”，“都”就是100%的意思。在一句话，出现了模棱两可的情况，违反逻辑学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建议曾兄认真学逻辑。曾节明还说：“民众素质低下，和中国社会沉渣泛起一样，明明是专制野蛮政府统治的必然结果，明明是共产党阻碍着中国的民主化，但张林、王清营、尹胜之流却倒果为因，硬把把由共产党政府造成的民众素质低下，当作中国没有民主的原因。”张林、王清营、尹胜所说的“民众素质低下是中国没有民主的原因”是成立的。素质低下就是愚昧的意思。愚昧野蛮的社会就是动物社会，是绝不可能民主的。共产主义是愚昧的产物，哪里有愚昧，哪里就有狡诈的共产主义。先有马列文化，后有马列制度。所以，是文化决定制度。马列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文化与中华的弱肉强食的吃人文化是高度契合的。
曾节明5月13日“问王清营类：西方文化影响到来之前，历朝历代的汉人，什么时候有过象1949年之后这样扭曲的？”曾好像历史盲似的，一个鼓劲地吹“今不如昔”，按照他这种论调，他最好回到森林里去像光屁股的“鹿”一样生活最好了。“民如野鹿”就是道家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原始森林的弱肉强食。中国历史充斥着人吃人。黄帝屠杀并吃了蚩尤，搞得人头滚滚。其实，在黄帝之前，东方就有吃人的文化习俗。这种文化陋习不可能尊重他人生命，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决定了东方的国家只能搞搞帝王一人垄断权力的独裁。黄帝独裁，归根结底是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所致，这导致了中国人长期扼杀女婴、吃人肉、人殉（冥婚）等血腥现象！孔子后裔孔融鼓吹吃人有理！白居易诗云“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黄巢“杀人八百万”，黄巢部队人吃人，仅仅黄巢部队灭亡前的一年就以人为粮食，吃掉了30万人。被阿Q讴歌的宋朝还是大规模吃人的朝代。“红巾军”是朱元璋参加的队伍，他的淮右（即淮北）之军更是嗜好食人；专门捕人为食，认为人肉是种美食，吃了之后回味无穷，越吃越想吃，遂把人肉命名为“想肉”。而张献忠的部队把成都平原百姓几乎吃光，这么“光秃秃”食人历史，难道就是曾节明向往的“辉煌”？
西方文明的伟大之处就是：宙斯和基督教禁止了西人弱肉强食的文化惯性，不像黄帝、皇帝以食肉寝皮处罚人。当1215年英国人剥夺国王权力的时候，宋朝吃人成风。1215年，由于税收斗争，英国国王被迫签订了大宪章，开始由贵族们组成国会决定税收的共和新时代；此时，蒙古人攻打金国和西夏，没有带粮草，他们饿了就抓老百姓吃。老百姓被吃光了，成吉思汗就命令自己的每十个士兵中抽取一个人作为其他九个人的食物，以此来维持战斗力。这就是用我们的血和肉煮成“新长城”。元末红巾军队伍人吃人，朱元璋在其中；皇帝朱棣杀方孝孺，颁令：吃一块方肉，赏银一两。当英国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明末上万的北京人自掏腰包抢吃了袁崇焕的肉。未禁止弱肉强食的东方不可能像英国人通过税收斗争而自发地走向民主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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