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如何得知林立果的暗杀计划？
差它岁月/很多人都发现，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突然由华东回到北京，仿佛对林立果等人的阴谋洞如观火，其实答案并不难找到，国内的互动百科在“谢静宜”词条中毫不隐讳地指出：
“到１９７１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
另有关于谢静宜的文章则指出：
“应该说，在“九·一三”事件中，谢静宜和她的丈夫是立了功的。谢静宜的丈夫叫苏元勋，在空军机关机要部门工作。１９７１年毛泽东南巡期间，苏元勋凭着职业的敏感，感到了空军的异常。毛的专列在杭州时，苏元勋将有关军队异样的情况透露给了谢静宜，谢静宜直接将情况用保密电话告诉了毛的护士长吴旭君。吴旭君立即告诉了毛泽东。引起了毛的高度警惕。所以，在杭州、上海期间，毛泽东对王维国等空四军的人已经是精警防范，不让他们近身了。----不能说毛的信息全来自谢静宜一人，但在关键的时刻，她所提供的这些情报，于毛而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的机要秘书“小谢”谢静宜的丈夫苏延勋，被安插在林立果最核心的“空军党委办公室”当卧底，还能提供最核心机密，林立果的一举一动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情况下，最重要的不是保密，而是时间和实力。倒是毛身边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的作用颇堪玩味。汪东兴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所说的：“所有这些，毛主席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能是闭目塞听，或者只能说明他自己不知道，因为汪东兴在同书中很快又说，“但毛主席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如果毛真的“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斗争”呢？
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１９７１年９月４日，汪东兴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８月１６日至２７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９月１１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据李伟信（上海空４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９月１１日２２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１３时１０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９月１２日１７时，总理起床，睡够了６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９月１２日１３点１０分，毛主席的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主席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３点多钟。这次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这个人物。张耀祠说过：“我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保卫中共中央，负责安排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就住在毛泽东卧室咫尺之遥的更衣室，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从张耀祠打电话通知纪登奎吴德等人就可以发现，以“打电话”方式直接传达毛泽东旨意的人，往往就是张耀祠。
网上还有记叙称，“１５时１０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１５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１６时３０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３４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１８时刚过，２５６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专列１２日１６时零５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９月１２日１９点４０分。林立果乘２５６号从北京飞山海关，２０点１５分到达。”
既然连周恩来都不知道毛泽东突然回京的消息，林立果怎么可能在毛泽东还在丰台谈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毛要回京？这再次证明保密不过一种因人而异的游戏，而转递消息的渠道可能正是张耀祠，也可能就是通过吴旭君，谢静宜，苏延勋这条线。既然苏延勋可以把林立果政变消息密报毛泽东，自然也可以在毛本人的授意下，把毛的行踪又反过来故意让林立果知道，以刺激林立果的进一步动作。既然没有人因泄密而被追究，可见是故意而为。不仅如此，毛对于林立果“劫持”２５６号飞机的举动，始终不加以有效阻截，甚至还让揭发林立果的林立衡也上飞机。林立衡的回忆中说，“１１点３０分，我责问张宏：‘两小时以前我就对你说好了，你为什么还不调动部队，你快带部队，快上！’张宏一声不吭，我反覆问他：‘到底是谁让我们跟着上飞机的？’他说：‘中央。’”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央”绝不是一个集体名词，而是“毛泽东”的另一种说法，如，任何文件，未经中央批准则如何如何这类语言，就是说未经毛泽东首肯。并且如林立衡所说，“林彪就是中央首长”，那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敢于在林彪面前自称中央呢？在林立衡的回忆中，同样提到，向张宏下令的人，正是张耀祠。
毛泽东敢于不阻拦林彪和林立果的飞机，放胆让他们上天，决不是因为他大度，从毛泽东对自己个人安全的极端敏感来看，当他已经从苏延勋或其他渠道获知林立果的政变图谋，则必须置对方于死地是毫无疑问的。回顾毛的政治斗争历程，凡是和毛作对过的政敌，无非三种下场：一，忍受不了冷落和羞辱，自行离去，如张国焘和王明；二，想离去也不行，必须斗死；三，反复检讨唾面自干以换取生存，如周恩来。但林彪一家的情形不同，因为前三种情况都没有直接谋害毛的企图毛尚且不依不饶，一旦知道林立果的具体计划，毛怎么可能还让他们随意乱飞，一旦携带大量机密安全出境，其政治后果将是可想而知的。但另一方面，解决林彪一家（之所以说一家，因为林彪本人是否参与林立果的图谋，至少在毛眼里是不重要的，文革不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家庭间的斗争史吗？）的问题，也和前面的情形不同。比如刘少奇，从毛在１９６５年左右做出决定，刘必须下台，到１９６９年正式开除其党籍，经历了四年之久，不论毛是何等专断，他也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从剪除羽翼，群众批判，到专案组调查，到九大举手表决，至少程序上还像个样子。这尚且是在刘少奇既不拥有军权，又没有任何实质反毛行动的情况下，而以林彪在军队的影响力，在林立果的活动已经威胁到毛的安全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再用政治解决的办法对付林彪，必须“出奇兵”，不择手段地迅速了结。的确如林彪所说，毛是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的。用刘吉纯的话说，“如果中央早下命令，林彪他们是跑不了的”。但“中央”却就是不下令拦截，或者随便找个借口说飞机不能起飞，偏偏让飞机顺利起飞，只能说明，毛对飞机飞走后的结局是预料到的，甚至早就在通盘考虑之中。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专机坠毁的机率是极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毛泽东真的敢于面对林彪流亡海外的政治后果吗？如果毛对自己的安全那么在意，却对林彪携带国家机密出境那么大度，这岂不是说，他把自身安危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三，飞机的起飞和爆炸
问题就在于，飞机不是在正常情况下起飞的。９月１２日夜里１１点４０左右，周恩来和叶群通了一次电话，谁先给谁打电话，姑且存疑。按汪东兴和林立衡的回忆，都是叶群给周打电话，重要的是，周恩来在对话中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最蹊跷的是，周恩来在叶群已经表态白天飞后，还劝阻不要飞，说不安全。有什么理由呢？秋高气爽的九月，“气象情况”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重要？说了两次“不安全”，是否说明，周恩来对于飞机本身的安全不放心？作为“侥幸”逃脱了“克什米尔”号空难的老政治家周恩来，应该不难想到，在飞机上做手脚是一种很有效而且可能的做法。因此他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但是更多的就无法再说了。而叶群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还在给周恩来打电话，本身也说明，林彪和叶群对周恩来是信任的，即便他们要另立中央，难道就不需要争取周恩来这样一个能臣？况且周在历史上倒戈也不止一次！在此，我们的假定可以是，毛泽东反制林彪的种种手段，很多也是瞒着周恩来的，因为在毛的眼里，周恩来和林彪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他不可能是一个得力制裁林家的人。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出，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对待人的态度的试金石，就是与林彪的关系，在毛看来，对倒林起了大作用的人，大到张春桥，小到谢静宜，都是他绝对信任的，而倒向林彪的人，如陈伯达，则非除掉不可，对周恩来的待遇则用“批林批孔（周）”来敲打，实质上对林和周是一勺烩的。甚至汪东兴这个人，当时也没有得到毛的绝对信任。
一篇题名为《周恩来紧急部署：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的文章中说：“１３日零时刚过，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说林彪要乘飞机逃跑，要他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２４小时不要离开。”而康廷梓的回忆表明：１２点０５分，潘景寅接了个电话，就命令那个调度室主任，马上给山海关车站要油车，开始给飞机加油，马上要油车。然后潘景寅出来，就把三个机械师叫起床，康廷梓就睡在隔壁，但却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按《吴法宪回忆录》的说法，吴法宪曾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而潘景寅在电话中也满口答应。但是飞机还是在潘景寅的驾驶下升空了。通常人们强调海军政委李作鹏篡改总理指示，放飞２５６号，但是须知，即便李作鹏能命令属于海军管理的机场，也命令不了属于空军部队的潘景寅。潘为何敢于违抗空军司令的命令？没有一个回忆明确指出，１２点０５分的电话来自谁，谁能在空军司令都已经下令停飞的情况下，在周恩来已经确认林彪要逃跑的情况下，还命令空军干部潘景寅起飞？从时间来看，林彪一家１２点２２分地抵达机场，而机场距离林彪北戴河驻地４０公里（康廷梓的说法），即便司机以１００公里时速狂奔，１２点时林家无论如何也已经在车上，除非林立果有手机，否则根本不可能在车内电话联系潘景寅。
康廷梓的回忆中一再说明，潘景寅当晚的举动十分诡秘，“潘景寅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他把绝对不可缺少的副驾驶刻意甩下的。康廷梓的回忆还表明，在林彪一家１２点３０分左右已经登上了飞机之后，机场才正式“接到不准起飞的命令”，开始拦阻飞机。那么，从１２点正到１２点３０这半小时之内，既然周恩来已经明知林彪要叛逃，拦阻的具体实施为什么迟迟不能切实执行？更何况，假定潘景寅和康廷梓一样睡觉以按原计划早晨飞行，或者没有１２点０５分的命令他备机，那么等到林彪到达的时候临时找潘，他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飞机飞起来，而只能坐待１２点３０分那个“不准起飞的命令”和８３４１部队的到来。难道还不能推断出，这个放飞命令和要林立衡上飞机的命令一样来自“中央”，而打电话的人可能就是命令张宏不得拦阻林彪车队的张耀祠？当时情形似乎是：１２点林彪一出门，张宏就立即告知张耀祠，而张耀祠在请示毛泽东之后于１２点０５分打电话通知潘景寅准备起飞，而且这个命令中包括不带副驾驶这个致命的一条。如果“绝对忠于毛主席”是一切行动的前提，而这个电话就来自张耀祠（毛主席），潘景寅执行命令就是顺理成章的。康廷梓的回忆还指出，“当晚，潘景寅在为他单独安排的房间里只呆了不足５分种。除了开机组会之外，他基本上就在调度室主任的房间。除了接听电话外，就和当晚同机到山海关的程洪珍聊天。他们谈一些三叉戟飞机性能方面的问题。在调度室主任的桌子上有３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红色的，一部是山海关机场内部的。按规定，红机电话都是直接与重要人物联系用的。”这表明，潘景寅在起飞前和“重要人物”保持着直接联系，而红色电话机正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系和指示下属时用的。假如没有“重要人物”的批准，潘绝对不可能敢于把飞机飞出境外。潘的飞行任务是涉及林彪的，还有谁是比林彪更“重要”的“人物”呢？这样，不论是吴法宪还是周恩来向潘景寅喊话都无济于事，因为潘的行动已经不再不受他们辖制。
还必须注意的是，按照康廷梓的说法：“按规定专机过夜停放时，必须交当地警卫部门看管。所以，机械师围绕飞机再次对过夜停放应做的工作检查无误后，准备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而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管理。有没有可能，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飞机已经被机场保卫部门的人做了手脚？康廷梓还回忆说，“然而，有一点我是在脑子里转了一个圈的，即在当晚的乘机者中，除刘沛丰、林立果两个人乘车离开机场之外，还有谁离开了呢？在另外的三个人中，起码可以断定这两位女兵没有离开。但也许已经走了，又想起什么东西忘在飞机上，为了取东西又回来一趟。”这至少说明，两名女兵就可以任意接近和上下飞机。
一篇题为《看周宇驰人生的最后结局》在提到被劫持的直升飞机和飞行员陈修文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中苏关系仍然紧张，飞行员严把空中防线的教育使飞行员对类似空中叛逃的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性与敏感性，不但所有空勤人员的航行资料包里不准携带境外的任何资料，更没有境外的地图，平时飞行中如果在国境线附近遇到雷雨天气，宁可向国内方向绕飞５０公里，也不能向境外方向偏出１公里。所以，在那个年代里，由于飞行员有着坚定不移的防范意识，很少听说有飞机被劫持到国外的。当陈士印和陈修文断定周宇驰是在劫机外逃时，立刻从思想上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边飞行，一边考虑着应付的措施。”
难道潘景寅对于飞出国境就没有一个飞行员应有的“高度的警觉性与敏感性”吗？唯一的解释就是，潘景寅遵照从红色电话机传来的命令把林彪一家飞出国境，而且故意违反三叉戟必须两人同时驾驶的规程。《周恩来紧急部署：林彪座机坠毁前后的空军指挥所》的作者还写道：“不可能？我不相信，反复问了好几遍。我是飞行员出身，吃飞行这碗饭２０多年，军用运输机必须两个飞行员，只有一名飞行员就飞上天，还从来没有先例。我吓坏了，这是林彪的专机呀，怎么一个人就飞了？”关于２５６号飞机的违规操作，林彪的警卫员吕学文也有类似看法，“我们进入机场以后得知，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航空兵某师的副政委潘景寅。由于飞机起飞得十分仓促，油未加，副驾驶员和报务员也未来得及上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原来说飞往广州，现在是向北飞去，到底飞往何处就不清楚了。当时副驾驶他们就下结论说：这架飞机完了，上去的人，上去就下不来了。他们的依据是：第一，三叉戟降落时，必须正、副驾驶员一起操作，正驾驶操纵整个机体，副驾驶放下“脚架”，以保证飞机降落时机体的平衡，才能确保飞机安全。但现只有正驾驶，飞机降落时无法放下脚架，着地时无法保证机身的左右平衡，不是损坏机身，就是引起油箱着火、飞机爆炸。第二，如果飞机出了国境，因没有报务员，不能与他国机场联系，非被人家当敌机击落不可。” 显然，这架飞机一起飞就绝无生还的可能，不论是在油箱作了手脚，还是由上飞机的司机伺机而动，还是最后带油在无法放下起落架的情况下自行坠毁，潘景寅们的任务就是决不让这架飞机上的人活着落地。而他们自己，则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潘景寅既然有时间叫机械师，就有时间叫更重要的副驾驶，而不带副驾驶的命令，绝不是象康廷梓所说的那样来自林立果。试问，林立果以什么身份命令一位空军副师长？又怎么可能说不带副驾驶，从而下一个会杀死自己的命令？就算林立果下了这样的命令，潘景寅会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去执行吗？邓小平说，按他“个人的看法”，潘景寅“是个好人”，可是，邓小平并没有参加有关调查，也大概不认识潘景寅，却能认为这个严重违背军令擅自越境，且违背操作规程的飞行员是“好人”，若不是掌握了最核心的机密，邓小平何出此言，以他的身份，哪有可能公开表达什么“个人的看法”？ 只能说，这是对于因执行秘密任务而牺牲自己的军人的一种委婉地肯定。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小人物是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即便李文普真的因为林彪问了一句“伊尔库茨克多远”就急忙跳车，司机杨振刚何以听了之后仍然毫不犹豫地一路过关斩将，以１００公里的时速把林家送上飞机？不仅如此，杨振刚自己也上了飞机？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中有一段最耐人寻味的话：“张宁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９月１０—１１日两天，李文普找他谈话后，情绪陡变，从不喝酒的人却喝得醉醺醺的，直到１２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进机场，一同上了飞机，死在外蒙古。 ” 李文普否认杨振刚和事件的牵连，甚至否认杨振刚喝酒，但却无法正面回答，为什么司机需要跟随一同上飞机，而不是留在地面等待首长回来的时候接机，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他自己跳车逃跑后，而杨振刚却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忠心耿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看来，杨振刚酗酒和情绪低落一事很可能也是因为杨已经被交了底：送林家上飞机，随同上飞机，并伺机采取某种行动，随时献身。
最后可以确凿证明是：飞机在空中已经爆炸。现场勘察发现“出现了一个直径约３０厘米的孔洞”。分析认为，“一、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上的孔洞，直径约３０厘米，这不是导弹的射径；二、２５６号飞机上的孔洞，呈不规则形，这更不是导弹击痕；三、孔洞在机翼下面，位于“中国民航”的“航”字旁。孔洞只在机翼下面有，而在机翼上面没有。如果是导弹击中，则上下两面都要有孔洞；四，孔洞的边缘，是呈外翻状。这也证明不是导弹击中的。如果是导弹从下向上射击的，那么，孔洞的边缘应该是向里翻；如果是导弹从上向下射击的，虽然机翼下面的孔洞其边缘是向外翻的，但机翼的上面应该有边缘向里翻的孔洞，可机翼上面没有孔洞。这些存油量，还能够供飞机飞行一段时间一段距离。”有一个大洞而不是导弹击穿，内部爆炸的推论到此已经呼之欲出。而且，飞机带着大量的存油在非机场地方降落会增加爆炸的危险系数，也是飞行的大忌。这说明，潘景寅是在飞机已经出现爆炸和严重故障的情况下带着２．５吨汽油迫降，从而引发更大的爆炸。当官方把飞机尾部的空洞解释为坠毁时油箱爆炸造成时，就已经否定关于汽油不够的说法。事实上，只有在飞机已经爆炸的情况下，潘才可能（或许在林彪林立果等人的命令下）紧急带油降落，但是由于前面已经说过的违规操作，即便紧急迫降，也最终会因为缺少副驾驶而无法安全着陆。
林彪研究专家舒云在最新的博客中也把飞机被事前破坏作为一种假设：
“在２５６三叉戟起飞前，有两个人站在右机翼上加油。２５６三叉戟起飞时，油箱的油盖没有盖上。会不会有人顺手往油箱里面放一个小型的定时炸弹呢？因为２５６三叉戟右机翼的大洞是出现在机翼的油箱上，所以考虑是往油箱里扔了小型定时炸弹。“克什米尔公主”号就是特务在地面把伪装成中药包的炸弹扔进油箱，造成飞机坠毁。因为小型炸弹威力不大，所以飞机能带火在空中飞行２０多分钟，建立空中航线。又因为带火迫降，火越来越大，来不及把剩下的油耗光，只好冒险带那么多的油迫降，爆炸就在所难免了。”
按康廷梓的说法，负责加油的人就是机械师，那么为什么不能猜测，正是三个机械师受命在加油过程中已经破坏了飞机，潘景寅则往北飞一架即使不破坏也已经无法正常降落的飞机？
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人员向周恩来汇报到机翼根部大洞时，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面没有穿透，（注意康廷梓说过，２５６油箱盖在机翼上方）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下结论，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个要好好研究研究。”然而，这么重要的问题，周恩来似乎没有真正去“好好研究研究”，甚至连部分飞机残骸也是多年后由中国商人购买回国，可见有关方面对于残骸的麻木甚至刻意回避的态度。
四，谁是赢家？
纪登奎回忆说：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把周恩来少有的失态，欲言又止，和他对叶群的两次提醒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认为，在毛泽东不择手段地谋杀了林彪的过程中和之后，周恩来是怀有负疚之心的，如同他对贺龙，对陈毅都怀有负疚之心一样，但林彪的下场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既然可以使出这样的极端手段对付林彪，作为林彪之后重又成为第二号人物的周恩来，何以不担心那把悬在自己头上的利斧？有意思的是，在林彪死后的一次庆祝中，周恩来让张春桥买了一瓶茅台酒，这似乎意味着，除掉林彪，最该庆祝的人其实是张春桥这个已经被毛泽东视为下一个接班人的人物。不过，最终张春桥也成为阶下囚，真正笑到最后的大概是那个声称“林彪不死，天理难容”的人，只有他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潘景寅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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