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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日均写诗 2000 首,为什么家长爱造“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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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先是有6年级小学生研究癌症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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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日均能写300首词牌、2000首诗、15000字小说,2年间出版三本书的某杂志社记者兼某新闻网站区域运营中心负责人”年仅16岁的中学生又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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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在感慨自己985、211的战斗力在这些神童面前渣都不是的时候,相继又出现多名小学生凭借其高高高高超的“学术”能力取得本应是硕士、博士才能完成的研究成果而斩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奖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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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感慨“后浪”太猛了!这哪是浪啊,这特么是海啸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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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猛烈地替祖国的未来可期以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伯乐识马功不可没而高兴之后。

我平静了下来,本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初心,为了认清自己与大神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这个“前浪”虚心地分析了“海啸”大神们的战斗力。

结果我发现:我这辈子肯定是没机会赶上这些大神了,不过上辈子应该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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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学习,当然要向最优秀的人学。

其中把自己战斗力整得最明白的16岁超级神童岑怡诺肯定是排首位了,毕竟没点真本事谁敢这么自信。

我大致算了一下,词牌嘛倒还好理解,通俗点讲词牌就是题目,一天300个,不吃不喝24小时算,平均每小时出12.5个词牌,也不是没有可能嘛,比如无题、大话题一、大话题二、大话题二百五等等……

15000字小说,这个难度不大,因为没看到小说成品,就无法知道创作的小说质量,那么这15000字大概就等同于从1写数字到15000吧;

不过这个日均2000首诗歌就有点厉害了。

按一天24小时算,不吃不喝一直作,就是一小时作诗83.33首,一分钟作诗1.38首。

在作诗效率这块,七步成诗的曹植大家都不陌生吧,但是跟这个小姑娘比起来就是个弟中弟;

在数量上:

诗圣杜甫一生作诗超1400多首,这小姑娘大半天的功夫就搞定;

白居易一生存诗3000多首,唐代存诗最多之人,小姑娘发点狠一天就搞定;

宋代存诗最多的陆游,超9000首,小姑娘3天全力以赴,完全没问题;

唯有先皇乾隆,一生存诗43000多首,乃古代第一高产的“诗坛大家”,不过不出20天,也要在小姑娘面前败下阵来。

可谓是五千年来第一高产,要是她活得足够久,她写诗总量超5000万那是轻轻松松啊。

这已经不是文思泉涌了,这就是文思本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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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24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一分钟至少出一首诗,在这一分钟写诗歌的间隙还要想词牌、写小说,这能力确实逆天。

现在的人肯定是做不到了,只有老一辈的高端玩家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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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我这辈子肯定是没机会赶上这些大神了,不过上辈子应该是可以的”要是我早生80年,指不定我做得比她还好。

为什么年龄比我小,还这么优秀?我这么些年到底在学个啥?

随着我在微博上找到了岑怡诺众多千人演讲视频中的一个视频,我所有的疑惑都迎刃而解了。

这浓烈的南派传销风格出现在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身上,让人看着觉得浑身不舒服,不过小女孩倒是在台上得心应手,点都不慌。

不得不感慨,时代在进步啊,传销的路子都这么高端了:

权威媒体平台刊文站台背书+夸张能力塑造+微博舆论引爆

一套组合拳下来,是不是神童都不重要了,因为在会销上这些都将是“大师”的“成功”过往的铁证,信徒们看到PPT上的这些新闻截图、视频片段肯定是激动万分、无比崇敬的。

我觉得最切合的会销产品应当以记忆法、学习法、脑容量扩大器、量子速读法、波动速读法等记忆产品为主,绝对是会销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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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归玩,闹归闹,别拿教育开玩笑。

从岑怡诺到众获奖少年(截止发稿所获奖项已被撤销)的闹剧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仍有漏洞;

二是一些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上的过度参与、拔苗助长。

首先,最近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神童们,除了岑怡诺外,其他的均跟《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有密切关系。

到这里明白人心里应该有谱了。

是的,在教育部取消各类竞赛的高考加分之前,在《全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部分科技类竞赛中获一、二奖的学生可以在高考中获得最高20分的加分,并且与竞争激烈的学科竞赛相比,科技创新类大赛难度更低,虽然现在教育部已全面取消了各类竞赛的高考加分(并且今年高校自主招生也取消了)但是此类获奖,在注重素质教育的国外学校的申请上仍然有很大帮助。

仔细看来,此类竞赛与之前的“高考被顶替事件”,其实都是一些人的所谓“捷径”。

但就是这些“捷径”却让其他人无路可走,这些不道德甚至非法的“隐形加分”,抢走的是本应属于其他孩子的机会,践踏的是整个教育制度、社会制度的公平。

再回到本文获奖少年们的评奖机构上,用如此拙劣的手法,肆无忌惮地将公众一眼就能看穿的“假戏真做”放到台面上?置公信力乃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于何地?这些机构刻意营造的反智社会氛围居心何在?

其次是家长在这些所谓神童的诞生中扮演的角色。

事件中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少年父母均是中科院研究员,日前已经发表致歉申明,称自己过度参与了孩子的学术报告。

笔者不禁要问:

“您这样的高知在子女教育上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您在什么时候掌握的这些知识难道自己心里没个数么?

是在小学就开始研究癌症了?”

再看岑怡诺的家长,在其千人演讲视频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讲述其家庭不幸,最后走投无路的父亲花了18万给她报了姬剑晶老师的训练营,于是她受益匪浅,找到了新的自我(这逻辑我都不想吐槽,你都想到借助互联网为自己造势了,为啥就不能换一个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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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查,其父名下有3家公司,注册时间恰巧就是在演讲视频中他们家庭最穷的时候,岑怡诺履历中代言的品牌也都是其父亲公司名下的几款保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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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已经很明了:岑怡诺的教育被其父亲过早、过多地商业化。

她在演讲中说:“就像以前的我和爸爸,从原来的不尊重,到如今的简单、相信、听话、照做。”

听到这句话,不知道是其父的悲哀还是岑怡诺本人的悲哀。

中国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升学总是能在制度上找到各种“捷径”。

只要制度允许且对升学有利的,大多数家长都会拼尽全力去为孩子争取;

只要制度没有明令禁止且对升学有利的,家长会想尽办法默默地为孩子争取;

制度不允许但有办法办到的对升学有利的,极少数家长会铤而走险为孩子争取。

无论是“科技少年”父母的拔苗助长还是岑父这样过早地给孩子贴上商业化标签,都是不可取的。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应该是教孩子成为一个智慧、品行端正的人的漫长过程,而不应只为达到结果或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

现正己后教人,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且点燃一把火。

结语

今年雨水太多,“春笋”们都待不住了,不止有冒出来的,还有被雨水冲出来的,不过洪水洗礼过后,能留下来的才能长成参天青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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