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遭逢新冠疫情，台湾最低工资（台称基本工资）是否调涨备受社会关切。在资方以疫情为由喊话冻涨，劳方主张调涨下，台湾劳动部最终拍板决议微幅上调。
台湾最低工资将自2021年起，在月薪和时薪上分别调涨0.84％及1.26％。法定最低月薪将从现行的新台币2万3,800元（1元新台币约合0.03美元）调整为2万4,000元，时薪则从158元调整为160元。此为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执政以来，连续第五年调涨最低工资，但调幅也是其任内最低的一次。
蔡英文过去在与台湾财经媒体茶叙时曾提及，台湾企业其实有能力涨工资，而她心目中最低工资的“梦想数字”为新台币3万元。（台湾总统府供图）
众所皆知，最低工资的调整，名义上虽然是由劳、资、政、学四方组成的审议委员会决定，但政府的意向才是决定性的关键。
因为在景气低迷之际，最低工资的冻涨，意味着购买力的削弱，是绝对不利于基层劳工的生活，亦有害于整体经济的复苏。高喊冻涨的资方代表其实也深谙这个道理，这也是为何工商团体会正面评价“三倍券”代金的政策，而近日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更出面喊话蔡英文政府，加码对民众撒钱，发放新台币5,000元的消费券。
形式有余 远离“梦想数字”的工资调幅
然而，蔡英文政府此次上调最低工资的决策，恐怕是“形式大于内容”。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计时和低技术劳工的生活助益极为有限。毕竟经调整后，时薪劳工每小时工资只多出新台币2元，月薪制劳工每个月工资仅涨200元，以工作日22天计算的话，等于每天只增加约9元的工资，连颗茶叶蛋价格（约10元）都不到的保守涨幅，自然是难以让基层劳工及其家庭过上一个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不可否认，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是此次抑制最低工资调涨的重要因素。此时，资方团体“共体时艰”的冻涨说看似言之成理。但遭逢疫情前，台湾经济成长的果实长年就未“共享繁荣”过，例如台湾最低工资在1997年调整后曾连续冻涨十年，致使最低工资水平早已落后于物价及经济增长，因此近年来的调涨，不过只是在试图对这个早已崩坏塌陷的“工资地板”进行某种小修小补。
再者，考量台湾疫情相对稳定，经济成长率虽向下修正，但整体经济情势的预估仍是被认为将“渐入佳境”，而台湾政府亦有针对受影响产业进行纾困。另外，在国际间，包括近几年已大幅调涨最低工资的韩国（每小时工资上调1.5％，调幅亦是史上最低值），以及最低工资水平已居世界之冠的澳大利亚（每周工资上调1.75％）都仍决议上调，可见疫情绝非冻涨工资的充分理由。
实际上，基于长期积累的剥夺与不公感，以及社会、经济情势等因素，在民意反应上，人们并没有轻易埋单资方团体的“共体时艰”说法，多认为疫情非冻涨最低工资的理由。
根据台湾人力银行“Yes123”调查，有近九成民众支持调涨最低工资月薪，其中近四成民众认为最低工资水平要达每月新台币3万元；而台媒《联合报》仍持续进行中的线上调查，亦显示有七成以上民众支持调涨，认为如此“才能保障劳工最低生活安全”、“促进消费，也能和缓贫富差距扩大”。
此外，假如月薪新台币3万元仍是蔡英文心目中最低工资的“梦想数字”，及其任内要履行的政治承诺，那么此次最低工资的微幅调整，也将让这“梦想数字”离现实越来越远。除非蔡英文往后三年最低工资的月薪涨幅，每年都能有魄力的调涨8.3％，至少约新台币2,000元，否则此“梦想数字”注定是无法在现实中被兑现。
“低薪是台湾的耻辱”（台称“低薪是国耻”）是近年来台湾民众在评价台湾工资水准时常用的一句话，也如实反映出台湾民意对于工资停滞的某种不满情绪。
按照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低薪”（Low pay）群体的标准为工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以下者。台湾在中位数工资成长已式微，且日渐偏离平均工资的情况下，换算台湾“低薪”的数额，约为月薪新台币2万7,000元，而台湾最低工资经此次调涨后才达2万4,000元，就算早已告别“22K”，但依旧没有真正摆脱“低薪”的耻辱。
假如最低工资的调涨是无法让劳工“有感”，执政者就应检讨、反省，“为何台湾的工商业付不出像样的工资”，而工商业者对人事成本的抱怨，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虚假，政府又该如何解决问题，促成工资的稳定成长。绝不能自满于最低工资“每年都有调涨就好”，因为不到一颗茶叶蛋的涨幅，对基层劳工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远远不足的。
此外，总是对最低工资调涨百般抗拒的工商业者也应体认到，唯有公平的分润，工资的成长、购买力的增加，才有助整体经济的成长。1914年曾将工人每日工资调高一倍，并缩短工人工时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建立者，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认为“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大多数人是靠工资过活，而“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工资的增长，决定着国家的繁荣”。谈及调涨工资的“改革”时，亨利·福特说到，“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想支付更高的工资，以及自认为我们能支付更高的工资。而是支付这些工资是想为企业奠定一个更长久的基础。”
虽然台湾经济深陷低成长的困局之中，但从各种经济面向来看，台湾早已是个富裕的经济体，只是在扭曲的分配结构下，任何的增长都无法如顶层菁英所言发生“涓滴效果”（trickle-down effect），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而低工资、经济分配不公的问题也进一步压缩经济成长的空间，形成某种恶性循环。
就经济实力而言，台湾绝非没有本钱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有感”的水平，让近四分之一的劳工能获得符合公平分配原则，及赶得上物价通膨的体面工资。但台湾所欠缺的是能结合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经济民主”发展愿景，以及能将愿景付诸实现的政府与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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