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大选阶段，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现如今美国选民投票又赶上流感季，其中的感染风险明显加大。在这场和病毒的持久战中，防疫战也是舆论战，并且绕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连任选战。
从特朗普急于重启经济的心态可以看出，疫情防控和经济停滞的双重矛盾及压力，让他对的自己的选情日益担忧。而为了掩盖自身防疫体系及举措的失败，保住白宫、参议院控制权、夺回众议院，特朗普政府及保守派政客做足了内部“党宣”工作，也加大了针对中国的“外宣”力度。
美国堪称外宣“老手”
一战期间，美国政府曾为了参战而进行过国内宣传动员。当时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政府在1917年成立了“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 （CPI）”，专门通过宣传手段来争取民众对美国参战的支持。为了压低战争物资供应价格，刺激国内经济，威尔逊政府还曾动员民众，尤其是儿童，参与推销战争债券，结果导致国内对CPI等机构的“宣传”深恶痛绝。甚至到了二战期间，美国民众对“宣传”一词也比较敏感，官方也比较避讳，所以没有正式的官方外宣。
但到了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执政时期，美国就尝试绕过官方及民间红线，动用一些“宣传手段”，比如成立了由政府资助的“作家战争委员会”（WWB）。罗斯福政府还拍摄了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向美国民众宣传参加二战的好处。只不过都是被包装为“情报信息”而进行宣传的。
二战期间11万日裔美国人被拘禁也和美国政府这种政治宣传中的文化和种族成见有关，当时多数美国人对日本人持负面看法。罗斯福政府另一个宣传手段就是在1942年成立了美国战时情报局（OWI），主要用来保护政府信息，并在国内和国外从事战时宣传，并对国外发起心理战。它主要方式就是制造符合美国战时目的和利益的单方面信息。
冷战见证了美国外宣的巅峰时刻，主要目标就是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利用电影、电视、广播、宣传手册等手段向国内外民众进行宣传。美国方面，成立于二战末期的美国之音（VOA）和中情局（CIA）支持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专门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播放灰色宣传，宣传美式家庭价值观的优越。苏联方面则在1950年代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向美国播音，并在1960年代通过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向美国进行灰色宣传。
这一时期美国官方依然避讳“宣传”一词，而是将其包装为向持不同意见的民众传达准确信息。1953年，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意识到相关负责对外宣传和心理战的部门彼此间缺乏有效沟通，不利于对外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因此创建了独立于国务院之外的美国新闻署（USIA），宣传口号就是“讲美国故事”（Tell America''s stories）。该署直接由白宫管辖，署长由总统任命。在冷战期间，USIA也是外事部门，对外宣传美国的政策及价值观，是美国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广播业务包括VOA和自由欧洲电台等。
冷战结束后，USIA的一些角色已经不再适用。克林顿（Bill Clinton）民主党政府认为它的使命已经完成，于1999年宣布将其撤销。它的对外广播职能由新成立的广播理事会（BBG）继承，非广播业务则由美国国务院公众外交暨公共事务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接手。
小布什政府时期，9·11恐怖袭击的发生，促使美国政府重启冷战时期的外宣手段。当时的华府精英意识到，这次袭击凸显出中东民众在情感上反美，或者对美国有误解、甚至敌意，说明冷战后即便没有了苏联，美国“公共外交”也不能停滞。
为此，小布什政府除了发动“反恐战争”以外，另外一个反击手段就是加大在中东的舆论宣传力度，针对国家主要是伊拉克、伊朗和沙特，举措包括成立宣传电台，专门播放美国流行音乐和偏向于美国的新闻报道，以及推出阿拉伯语网站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则是小布什任命知名广告公司女商人比尔斯（Charlotte Beers）任美国国务院公众外交暨公共事务次卿，努力争取中东“民心”。2003年1月，白宫还设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GC），以协调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外宣活动。
2020年9月1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与东盟外长的网络会议中抨击中国，敦促东盟国家反对中国的主导地位。（AP）
到了小布什后期及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时期，美国的宣传工作开始出现在战略文件当中。2004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采用了“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向国会递交的名为《国家战略传播构架》的报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联动美国外交、军方和情报机构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
特朗普时期外宣的新变化
和奥巴马战略协同与整合不同，特朗普只看重其个人的宣传机器，而且宣传内容和方式都突破以往任何一届政府的底线。曾合著《宣传与说服》(Propaganda and Persuasion)的美国政治公关专家周伊特（Garth S. Jowett）和唐奈（Victoria O''Donnell）在1999年提出过三种形式的美国政治宣传公关策略，分别是白色宣传（white propaganda）、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和灰色宣传(gray propaganda）。
三种颜色代表不同层级的信息真实性。白色宣传完全讲真话，消息源真实，就是政府，传达的都是正常的官方信息，有一定的说服力；黑色宣传则用谎言取代真相，消息源不明确，大多用于抹黑、污蔑和栽赃某一对象，从而激起特定群体对该对象的恐惧、厌恶和排斥。比如1950年底反共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灰色宣传介于白色宣传和黑色宣传之间的灰暗地带，虽有消息源头，但一般都是假的消息源，并通过这种假消息源将假新闻包装为“事实”进行宣传，最后通过这种伪装在目标群众当中形成误识。成立新闻署的艾森豪威尔就属于这类宣传。
特朗普政府则选择了黑色和灰色这两条宣传路线，其中，针对中国的阴谋论完全是黑色宣传，而以所谓消息源的方式指控中国,b将大选对手拜登（Joe Biden）包装为“亲华”，放大拜登家族在华商业利益，则是灰色宣传。
和以往总统不同，特朗普完全将推特当做宣传工具，其中也包含一些虚假信息、单方面信息的传播。不过，他过于倚重推特执政部分原因也是他不相信主流媒体。这也有别于前任。在个人外宣中，媒体反而被他视为敌人，比如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被批为中国一派的媒体。
另外，和二战及冷战时期“宣传信息”被包装为“情报信息”一样，特朗普也在尝试利用情报机构为自己的外宣服务。比如，在针对“中国病毒”或“中国隐瞒”的政治指控，特朗普及其背后的保守派也明显有意施压美国情报机构得出有助于证实这种指控的结论。但截至目前，美国情报机构拒绝和特朗普“合流”。这种政治施压也是外宣的一部分。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自己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享有“最高权威”（ultimate authority），也就是自己可以无视国会的制衡力和最高法院的监督，甚至可以肆意对情报机构进行政治施压。
当然，和二战及冷战时期及小布什针对中东的外宣不同，特朗普和保守派的这波外宣完全是为了私人政治利益，而非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换句话说，白宫这波外宣以“特朗普利益”优先，而非“美国优先”。在疫情舆论战中掌握世界舆论的主动权，靠以选举为中心的外宣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也体现两国在战略层面的相互不信任，以及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体制的冷战式攻击，但它更多还是为了保住特朗普及共和党在国内的政治权力，而非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全面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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