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因儿子曾留美，被讽说一套做一套

前几天金灿荣先生给儿子办婚礼，结果有人把他以前关于不要太小送出去留学的话翻出来，讽刺他说一套做一套。

笔者觉得这些言论很无聊，别说金先生的儿子是在国内读完本科以后才出国留学，而且已经回来了，难道出国留学或者在国外工作过几年就是不爱国了吗？留学是去认识更广阔的世界，体会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学习更先进的知识，跟爱不爱国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

在笔者看来：

第一，笔者和金先生一样，不赞成孩子太小就出国留学。在2016年11月《留学还是不留学》一文中，写得已经很详细了。如果将来想让孩子在外国生活工作，靠外国吃饭，变成外国人，就尽快把孩子送出国，越小越好。

但是他在一个和中国根本不同的文化和思维环境里成长，长大以后很可能和家长的一切习惯都不一样了，到那时就不要指望什么中国式的养儿防老或天伦之乐，您的孩子不是为了您自己养的，他是您为了外国养的。

十几年来就笔者知道的几户人家而言，孩子五六岁和十二岁带出来，学习问题基本不大，尤其是在中国已经上过几年小学的，数学和基本知识都过得去。主要是语言，大体过个三四年也能过关。

法国是个很讲究平等博爱的国家，老师对幼小的外国孩子会特意关照一些，同学们年龄都很小，也谈不上什么种族歧视。所以功课一般都没问题，聪明的孩子甚至很快就能名列前茅。但是相应地，中文往往会大幅度退步，只能保持简单的日常交流。

等到高中的时候，如果家长的法语不好，那么孩子说个“爸爸妈妈好”，基本就和家长没话说了。放学回家说声“回来了”，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卧室不出来，到吃饭的时候下来吃个饭，吃完又缩回卧室里，双方的交流仅限于最简单的程度。

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认知很可能已经和家长截然相反了。例如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法国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网络，对中国西藏的描述一律是所谓的“1951年中国侵占了西藏”，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怎么看待中国，也就可想而知了。

笔者曾经遇到的移民孩子，中文磕磕巴巴，一着急就说法语，但是已经深信不疑西藏应该是“独立”的，表示“因为没有一个自由的民族愿意受别的民族压迫”。

这样的还算好，一个来法探亲的美国华人和笔者叹气，他已经完全不能和他的儿子就中国主题做任何交流了，因为他儿子一开口就是“专制独裁”。偶尔讨论移民到美国的贪官，他儿子居然表示，人家和“黑暗的”中国做斗争，还能赚一笔钱来美国享受民主自由，简直就是好莱坞式的英雄大片儿啊。

认知相差到这个程度，也实在让人无语了。

第二，笔者也鼓励让孩子念完本科，然后出国念硕士博士，这是一条最省时省力省钱的办法。但笔者主张，即使念完研究生，也还是在国外工作个三四年，再回国最好。留学国外的优势，无非是和国际接轨，但工作和学习是非常不同的，学校里书读得再好，出来依然是职场上的菜鸟。国内社会情况不清楚，国外社会情况不了解，公司要你何用？如果能在国外工作几年，积累一些国际工作经验和人脉，对回国工作大有好处。

对于理科生来说，美国的科技水平最高，多留几年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在海归太多，想回国能有个好工作，非得有点特别的资本不成，美国著名学校好老师有声望有人脉，能帮助学生在专业期刊上多发表几篇论文，回国找个好工作也颇有助力（不过以美国的氛围，看来这条路以后恐怕不好走了）。

这是希望提高自身能力的选择，跟爱不爱国没关系。能一直保留中国国籍，不当外国人，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为祖国贡献力量，就是爱国者，晚几年回来未必贡献就小。

清朝都知道“师夷长技以制夷”，看人留学就给扣上不爱国帽子的，连清朝人的见识都没有。何况，鼓励中国学生留学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策，难道国家鼓励不爱国不成？

第三，留学成功与否，取决于孩子的学习能力。这个能力，不单单是读书的能力，这是以前的一个学生启发笔者的。

这个学生学习不算好，勉强过了赴法前的考核。第一年考试好几门不过关，留级重念，结果第二年还是不行，别的学生都升级了，他还得留级。然后再开学就看不到他了，有学生告诉笔者，他不好意思再读，索性回国不念了。当时笔者还很感慨了一下，觉得他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他自己也学了几年法语，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可惜。

没想到过了几年，偶尔和别的学生聊天，他告诉笔者，说那个退学的回到了他的家乡西北某省，虽然在我们看来他只在法国待了两年，学习不好考试不合格，但是这两年里，他在法国耳熏目染，见识了不少学校以外的东西。

而且本世纪初他老家省份的学生只要考到东部城市，都不会回去了，更不用说他这种在法国留学过两年的。回到家乡那简直是方圆百里唯一一个见过国外世面的人，所以他先在一家公司找了个工作，随后很快能向老板荐言献策。说外国人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人家这么做的，不是那么做的，过不多久就成了老板的得力助手，四处请吃。“现在他都胖成这样了”，聊天的学生把手放在身旁比划了一下，做了个向外扩张的动作。

由此笔者领悟到，留学是不是成功，关键看你是不是真学到了东西并且能够运用出来，学历文凭固然是敲门砖，但有些不用敲门砖的时候，能不能让学到的金子发光，就是各自的本事了。

这个学生一能从学校以外的地方领悟到知识，二能回国后正确地选择发挥的地方，最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那么他出国留学就是成功的，因为他不出国就见识不到这些。

所以笔者坚决支持出国留学，去认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也主张学成后不必马上回国，积累一些国际工作资历更好。

但归根结底，判断一个人爱不爱国，不应该片面地看他是不是出国留学、是不是在国外工作，而是应该看他是否能将所学所识，回馈国家、奉献社会，为了国家的发展做出努力和贡献。

金灿荣：为什么美国反共最厉害？因为它自己的价值观很脆弱

近来，美国政府频频对中国“出手”，打压、刺激中国的力度越来越强。但与此同时，其内部问题也在不断涌现。观察者网就美国现状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请他就如何看待美国以及处理以后的中美关系谈谈看法。以下为采访内容。

观察者网：金教授您好。最近的中美关系不平静，先有美国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后有对TikTok的极限施压，巧取豪夺。您认为在这些事件给中国民众带来心理冲击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下的美国以及中美关系？

金灿荣：最近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感到愤怒，如何应对自然就成了一个研究重点。但是作为学者，考虑时事与对策的同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拓展视野，跳出以往的成见，把对美国的研究和中美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么做的好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在外交层面上看得更远，提升外交的质量。另一个好处就是可能会对中美关系走出历史困境提供一些新思路。长期来讲，对如何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和避免修昔底德悲剧都有好处。我现在认为，我们过去对美研究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己很了解美国，然而应该讲，我们对美国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之前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美国，而彼时的中国正好处在历史的低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受到重创，而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起点就很高，它建国不久就开始工业化。另外，当时的美国和欧洲不太一样。那时欧洲正处在巅峰，打造殖民主义，外交上咄咄逼人。而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重点是搞门罗主义，巩固对美洲的控制，所以对中国也比较客气。因此，在中美早期的交往中，美国给中国留下了的印象并不是特别糟糕。

中国的精英层从晚清到民国，对美国是比较仰视的。所以把它叫做“美国”嘛，日本叫米国对吧？我们把它叫“美国”，就是“美丽的帝国主义”。新中国领导人历来也是重视美国的。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精英层对美国就更有好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经贸关系、社会人文交往也全面展开。因为中国的精英层在文革当中受冲击，对中国的制度、文化产生了质疑，于是就出现了“河觞”一代，骨子里就有文化自卑。而美国在八、九十年代确实达到它历史的巅峰，科技革命领先全球，冷战又获得了胜利，国内矛盾也得到有效控制。正是因为历史上两次中美的密切接触交流都是美国在巅峰而中国相对非常落后，这就导致了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可能是有局限的。

所以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些变化让中国精英层里的一些人很不习惯。我们如果还是按照历史上对美国的印象去理解美国，是无法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的。

观察者网：那在您看来，抛去中美在历史上那种巨大的发展落差给中国精英阶层戴上的“滤镜”，真实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金灿荣：美国的困难把它很多的本性暴露出来，本性暴露出来的美国才是真正的美国。从学术角度来讲，正好是我们认识美国本质的机会。美国主要继承了英国的文化，而英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海盗文化”——扩张性很强，进攻性很强，“匪性”很重——欧洲人登陆美洲的时候，明明那里有几千万印第安人，但在英国的法律体系里面，那里就叫“无主土地”，就是说在他们的法律里面全面落后于他们的土著就不是人，这是他们文化中本质上很残酷的一面。

除此之外，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就是西方社会科学本质上是西方人集体的历史记忆和经验的总结。因此，它服务于西方的现实，把近代西方崛起的原因以科学的面目进行包装，有意识地淡化非法的成分，而突出科学、合理的方面。所以我们在学西方社会科学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意识：西方社会科学其实不是一种纯科学，它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学的都是西方理论，尤其是美国理论。他们的理论包装得很好，但我们不应该忘了他们的理论还服务于他们的现实，封闭性是非常强的。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所以，如果我们从他们的迷信崇拜中跳出来，就会发现实际上他们过去走过的路是很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思想，扩张性与掠夺性非常强，以自我中心。东方这种“双赢”的思维他们也有，但很少。他们一直要获取绝对优势，连相对优势都不接受。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最近在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不会让你感到很惊讶了。

观察者网：以后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美国原来的那层包装可能会自我剥离得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一面可能就会越来越残酷。

金灿荣：对。美国总体来讲还是年轻的国家。到今年的7月4号，它刚满224岁，我一直认为这个年龄多算了一点。这种算法把1776年作为美国的起点，也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那一年。其实这宣言只不过是52个奴隶主表达的一个愿望，那时候还不算建国。所以我认为今天意义上的美国实际上是1789年成立的，因为那一年才有了第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选出第一个总统乔治·华盛顿。因此，美国今年的实际年龄是211岁，和中国历史相比就相当于半个比较长的朝代，比如汉朝。

这么短的历史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对人性、以及人类历史复杂性的理解是比较浅薄的。而美国又是移民国家，社会构成很多元，其内部凝聚力就有问题。现在的美国民族认同比较弱，主要是靠经济机会来吸引人。很多人去美国其实就是奔着经济机会去的。有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说我崇拜、民主、自由、人权才去美国，但根据西方的标准，信奉这些概念的国家有144个，有些还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但他们不会去。因此他们所说的只是个噱头，他们真正崇拜的还是美国的成功、强权、以及经济机会。

凝聚力脆弱、人们很难团结，就给美国带来了挑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虽然多元，但是一旦遇到会威胁到它那一套白人新教文化为基础的基本价值观的思想时，就会歇斯底里地反对。相比欧洲国家，共产党运动和劳工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影响是比较小的，但美国却是西方国家中反共最厉害的，就是因为凝聚力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动摇那一套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这部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https://image.angelyun.com/2020/9_15/oid444096_1.jpeg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反共”先锋 该图为美国广播公司YouTube视频截图

今天的美国面临五大问题，我简单地将它们归纳为“上下”、“左右”、“黑白”、虚拟与实体经济、国际主义与本土主义。

“上下”矛盾是阶级矛盾，就是美国的精英层自私自利，不关心民众，也不关心国家前途。因此，现在基层民众去对上层的信任没有了。具体表现就是特朗普依赖着民粹派，对建制派非常反感，而建制派也是公开蔑视民众。

“左右”矛盾是说左右两派现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非常尖锐，其表现就是民主、共和两大党内部掌权者都是极端派，而不是温和派，所以政治妥协就很难。而民主政治是需要妥协的。原来美国人、英国人都很自豪，说我们有“英美式妥协”，但现在这种妥协很难再出现了。

“黑白”矛盾就是种族矛盾，“黑命贵”运动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突出。

另外，美国是一个资本家当道的国家，真正的决策者是资本集团。但现在美国的资本集团也分裂了，分成虚拟经济集团和实体经济集团，他们的利益是有冲突的。

而国际主义派和本土主义派之间也有矛盾。很善于国际化的资本集团会强调拥抱世界市场，在全球赚钱，而国际上竞争力不好的那些资本集团则强调保护主义和本土优先。

我觉得这些矛盾单独拿出来看时没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么尖锐，但是加在一起以后情况就远远比那时候复杂。三十年代的美国有“上下”和“左右”之间的矛盾，但那时黑人被压得够呛，连抗议的意识都没有，所以种族矛盾反而不突出。那时也没什么虚拟经济的表现，所以没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而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不突出。到了六十年代，“黑白”矛盾开始变得明显，但是我刚才提到的最后两种矛盾也都没出现。

因此，虽然今天美国的一些矛盾不如以前尖锐，但它们现在纠结在一起，要全部解决其实比以前更难。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根源在于哪里？

金灿荣：一部分原因在技术层面，比如说科技发展让网络化时代到来，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随之出现了分野。这种是客观情况导致的变化。我重点想谈谈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流行。自由主义在哲学中也可以被称作“个体主义”，就是从个体的角度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政府的关系。这种思想发展出的经济学就会强调私人企业，并认为自发形成的市场最有效率。而在政治上，个体主义哲学认为政府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带来问题，所以主张小政府，强调社会的自主性。在文化层面，这种哲学主张个人英雄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这些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

但是，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是社会性的。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后，生产力有了很大提升，人类个体相对于自然和他人都变得比以前安全。因此，英国就出现了现代自由主义，然后风靡了整个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确实带来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对人类进步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竞争导致了贫富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大危机。贫富分化与政治一结合导致了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搞了一段时间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资本主义，让社会矛盾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是经济效率下降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市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其标志就是1979年的“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资本、服务于资本。在我看来，它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破坏。支撑美国的有三大力量：资本、政府和民众。新自由主义使得资本的力量变得非常大，造成了这三者的失衡，酝酿了许多矛盾。

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周期循环。一般来说，新政府刚刚建立的时候都很小、很能干，也相对比较清廉，豪强的力量也很少。这个时候社会治理起来比较容易，税收不重，老百姓的生活也不错。但是，随着王朝变得稳定，一定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豪强，他们强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就拿不到他们的税收。另一方面，政府到了后期也会越来越臃肿，效率下降，对社会税收要求也变高。这时候，社会就面对着两股压迫的力量，一个是庞大的政府，另一个就是豪强。到社会无法承受的时候就会起义，将它们全部摧毁，再重新建立一套。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美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困难。资本就相当于豪强，美国的政府也已经变得很庞大了。所以民众越来越困苦，矛盾就越来越多。这其中就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

第二个让美国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冷战后的的政策错误。苏联把胜利送给了美国。但是美国的精英层普遍误认为是美国赢得了冷战，于是他们变得很傲慢——对内，美国的精英层以种种改革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的福利，在国际上，美国也表现得盛气凌人，觉得所有事情都得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俄罗斯就是个战败国，中国是仆人，表现出了一种种族优越感和阶级优越感。对待盟友，美国也从宽容大度变得非常小气，还要从他们那里搜刮好处。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美国跟以前的美国在性格上就很不一样，以前的美国是很有远见的、愿意承担责任的、比较宽容大度，也很有幽默感。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分裂和焦虑的美国。不仅如此，2016年美国人还选出了个商人总统特朗普。由于政治上没有人脉，所以他所用的人都是一些边缘化的人物，导致了他的团队很有“个性”，很多行为和政策思路是脱离常规的。某种意义上讲，在一群不靠谱的人领导下增加了焦虑感的美国就变得很危险。于是，我们中国很不幸地成了它国际上第一个压制对象，这样中美矛盾就显得特别突出。

观察者网：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当我们重新认识美国时是否同时也应该重新认识自己，才能理顺当前的中美关系？

金灿荣：如何去认识今天的中国也是中美关系的研究者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者大部分对国内情况不了解，而对中国理解不充分，研究的根基就不稳。

对于中国，我还是要重复一个老观点：新中国不仅继承了我们5000年的文明，又有所超越。超越的部分主要是实现了工业化。我们中国很幸运，中国掌握的现代制造业的规模比一般的国家大很多，我们14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这是前无古人，而且非常可能后无来者的成就。我觉得相当多的人对此是没有认识的，甚至不屑于去认识，但实际上它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伟大的事实。

https://image.angelyun.com/2020/9_15/oid444096_2.jpeg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第一批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 图源自人民网

我的另一个关于中国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虽然现在问题也挺多，但是如果横向比较，我觉得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有四个相对优势：第一是政治稳定，这个前景应该是可以预期的，我们不会有太大的麻烦；第二，经济基础相对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不错的；第三，我们的科技进步应该是大国里面最快的。第四，我们的军事力量进步也非常快。因此，虽然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特别好，但是我们具备了这几个优势就不需要特别担心。

在此，我再补充一个指标，就是中国的外部环境总体可控。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中美关系肯定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中国外交中第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不等于中国外交的全部。

最后，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对美政策要考虑到中国的变化。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了，成就斐然。不仅让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带来了思想和观点的多元，信息也不再被垄断。因此，我们的外交决策在国内受到的牵制就比以前大。这样一来，我们的外交决策层必须要注意到国内复杂的观点，并且尽量寻找公约数。不能像以前那样，搞外交就是决策层说了算，忽略大众的观点。如果得不到国内坚强的政治支持，外交是走不远的。

金灿荣：美国对华旧牌快打完了，新牌还不知道怎么出

随着大选临近以及抗疫压力逐渐增大，美国近日对中国的施压也不断增强，无论在南海、香港、还是台湾问题上，都可以看到美国的身影。上周又传出了美国政府将会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的消息。如果这一政策得到实施，无疑会加深中美的隔阂。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谈谈中美摩擦升级以及中美关系走向。

观察者网：最近美国在南海动作频频，一再挑起争端。美国在南海“搅局”，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金灿荣：在南海仲裁案四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南海问题发表讲话，这是“全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最新动作。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政策”，就是美国政府想协调各个部门，在对华政策上步调一致。过去我们在交流中有种感觉，就是美国不同的部门对华政策是有区别的，有了这个政策后步调就一致了。

5月20日，特朗普当局专门给国会提交了一个16页的报告，强调从现在开始要严格地推“全政府对华外交”，从各方面对中国施压。南海施压只是一个最新的动作，其他还有很多动作，比如说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制裁一些官员、进一步压制中国媒体在美国的存在、加大制裁华为的力度、又对一部分中国商品增加25%的关税、在国际上拉帮结派，排除中国的5G技术。最近又出了一个传言，就是7月14号《纽约时报》的独家新闻：美国考虑限制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赴美签证。可以看得出来，让美国调整南海政策是有一个大背景在的，我们要跳出南海看南海才看得清楚。

美国以前在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上是中立的。在1995年以前，也就是美济礁事件以前，美国并不关心南海岛礁的归属问题，他们政府所关心的是自由航行。在美济礁事件之后，美国就开始选边站了。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就黄岩岛问题对峙之后，美国更明显地站到了菲律宾的一边。因此，2016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实际上是美国操纵的。美国政府躲在幕后，鼓励菲律宾去起诉，而且起诉的历史材料都是美国政府帮忙整理的，所谓的仲裁庭也是他们操纵的。

到了今年7月13日，美国最新的表态变得更加明确，就是要站在台前，直接进入拳击台了。原来美国还是在后面当教练、递毛巾，现在直接进场要和中国比赛了。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美国派了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进入南海，为最新的表态背书。这次美国的政策转变从我们中国角度来看是件很消极的事，因为中国现在在和东盟国家谈“南海行为准则”（COC）。

https://image.angelyun.com/2020/9_15/oid444096_3.jpeg7月14日，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在南沙群岛附近航行 图自美国太平洋舰队官网

在南海，与我们有岛屿主权纠纷的是四个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在声索国的纠纷当中，中菲矛盾比较突出，随着现在杜特尔特执政，中菲矛盾就好多了；中越争端还在，但是应该讲也基本可控。马来西亚、文莱和我们的纠纷并不突出。另外有个国家，和我们没有岛屿纠纷，但是有海域划分的纠纷，就是印尼。印尼有一个群岛叫纳土纳群岛，他们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划到我们断续线里面去了，这样我们就有海域纠纷。

总结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与四个国家有岛屿纠纷，其中两个比较突出，两个相对可控，还有一个国家与我们有海域纠纷。这些年由于中国努力发展与东盟诸国的关系，再加上中国也在积极的跟东盟国家谈COC，所以整个局面是可控的。

但是美国最新的表态和行动让南海形势变得复杂了。原来虽然美国也选边站，但都是躲在纠纷国的后面，现在已经直接下场了，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美国现在表态说：“我也不在后面支持谁了，你就来和我硬碰硬。”其政策与行动会对有纠纷的声索国产生微妙的心理和政治影响。

观察者网：所以说美国想要给我们的谈判制造一个复杂的环境，或者说，要给我们的谈判增加难度？

金灿荣：是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有这些动作之后，我们跟东盟国家的谈判可能会困难一点。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我们需要淡定。战术层面，当然我们对于可能出现的困难要做一些准备。不过战略层面上我们要淡定，因为无论是相对美国还是相对于周边国家，我们有一个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快的大背景。另外中国军力上的提升是全方位的。美国的军舰以及飞机的巡航，还有周边国家的一些小动作，应该不会改变这个大趋势。

目前我觉得我们的应对是不错的。首先我们外交部门出来揭露一下美国政府立场的虚伪性。美国拒绝国际海洋法，却用海洋法来要求我们。在地区趋向缓和之后，还想把事情闹大。我们外交部门应该出来谴责，不谴责是不对的。现在仍然有一些学者还是说中国应该忍住。这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忍气吞声是就是默许了美国的行为，对以后的中国的谈判是不利的，还鼓励了美国政府的嚣张气焰。我们除了在外交上要揭露和批评，也要在军事和舆论以及其他层面做一些准备。

观察者网：对，您刚才讲到了，中国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理上，还是在绝对的军事实力上，都不用在南海方面过于的担忧，我们有实力去应对这个事情。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美国现在调整了对中国的策略，已经从原来的各自为战变成了各政府部门联合起来一起施压。您之前在采访中讲的是它手里的牌是一张一张地打，现在感觉是一手全部都打出来了。

在国家安全层面上，除了南海之外，中国还有台海、香港等几个方向，您认为未来美国会不会在这几个重点地区一起“搞事情”，然后让我们“疲于奔命”？美国会干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想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金灿荣：美国现在正在实施“全政府对华政策”。请注意，不是“讨论”，而是“实施”。因此，最近出牌特别多，但我觉得他们大部分能打的牌已经出了。当然，美国正在琢磨新牌，但这个新牌能不能做出来，他们还在掂量当中。

我观察中国的舆论，有这么几种心情。一个是愤怒，就是对美国气焰太盛感到很不满。现在网上随处可见相关言论。第二个是焦虑，担心中美间不只是对抗，不只是竞争，还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可能出现的地方还挺多：台湾排第一，接着南海，然后东海，还有一些周边的热点。第三点是困惑，就是觉得美国政府现在不太正常，做出来的事情都不是常人会做的事。现在这三种情绪在网上渐渐蔓延、发酵，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因为那么多事摆在那里，否认不了。

而我们的政府也在认真应对，这一点可以放心。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制裁了我方官员以后，我们也制裁了他们的官员；美国赶走了中国四家媒体，我们也赶走他们四家。在新疆问题上的处理也是这样的。外交上要斗争。美国在东海、台海、南海有一些军事上的动作之后，我们经常也有一些回应。我觉得政府现在是根据有礼有节的原则正在处理一个一个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另外讲一点，就是美国现在的行为其实也展现了他们的焦虑。

观察者网：对，很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前两天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大家觉得是剧本拿错了。

金灿荣：美国的一些官员已经口不择言了。现在他们讲话好像不需要逻辑，不需要事实依据，说明他们没有章法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大家体会一下，他们整我们，如果从2017年下半年算，已经快三年了，但效果很有限。中国近几年经济发展的有一点慢，没有加入WTO的那10年那么快，那个时候经常两位数地增长，我们现在只有6%左右，其实慢很多，但在大国里面还是算快。

就是说，中国还是按部就班地在往前推进发展，但是美国连吃奶的劲都能拿出来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在外贸方面有些不足，但总体还是在增长的。美国直接影响内部经济比较难，但影响外贸应该是比较直接的，结果产生的影响也没有想象那么大。上半年我们的外贸还是正增长5.1%，这是非常好的成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其实接近三年的对华政策并没有成功。

另外，今年出了个新事物叫新冠肺炎病毒。它其实是一件意外的事情，虽然不改变原来的大趋势，但是会对原来的趋势有一个加速或者减缓的作用。由于我们处理新冠肺炎本身确实是大国里面比较好的，现在我们复工复产比较顺利。因此，我们二季度正增长3.2%，美国二季度肯定是负增长百分之十几以上，具体是多少还不知道，但是可能会比预期更多一点。

美国在新冠肺炎的应对上特别糟糕，经济没有最悲观的预测那么差，但还是比我们要差得多。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的焦虑是进一步加深了，这样就导致最近他们的出手就更狠了，好像没有底线了。

我应该是国内较早指出中美关系基本性质变了的学者。中美关系从既竞争又合作走向了竞争为主。就长期来讲，中美竞争主要是两个焦点：内部改革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谁能够把国内的事务处理好，谁能立于不败之地；谁能够在工业革命当中占据领先地位，谁就能够把握未来。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也讲了好几年了。

中美两国都是超级大国，外力无法击败他们，只能自己击败自己。所以只要把家里的事理得比较顺，就败不了。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决定人类未来的，中国在这两个竞争点上正在取得优势。

第一、咱们国家不管美国怎么闹，都在很认真地解决内部问题。今年我们就上下同心，以举国之力打了一个全民防疫战。这是我们对于短期问题的处理。看长远一点，这几年我们优化了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还坚持扶贫，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我们一直都是稳扎稳打地一步步往前推进。美国正好相反。美国国内现在好像越来越乱，没人去解决问题，反而互相推诿，或者推给其他国家。

https://image.angelyun.com/2020/9_15/oid444096_4.jpeg在6月20日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将新冠肺炎称作“功夫流感”。该图为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您觉得美国现在这么大力地对中国采取动作，是不是也有转移国内矛盾的需求呢？

金灿荣：美国政府最近这么疯狂地打压，一个逻辑是国际政治逻辑，就是他们感觉到中国发展得太快威胁到了他们。还有一个是国内政策逻辑，他们现在好像无力、也无意解决国内问题，然后就会把责任推给中国，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态势。

其实长期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的逻辑是，重点竞争的第一点是解决国内问题。咱们中国扎扎实实地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为了回避管理问题就骂中国给骂死了，还有疯狂地打压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教育。但是客观上来看，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作用，就是加强中国的自主创新。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还比较理智，对全球化也很尊重，努力地推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依赖全球分工，发挥我们的相对优势，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我们的发展是不错的，但是原来的发展模式确实对我们自主创新不太有利。因为高度依赖国际成功以后，关键的技术和关键的产业就不在我们手上。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是不应该把所有技术所有的产业拿到手，这样效率不高，所以依赖国际分工。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之路。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还是比较冷静的。美国单方面制裁我们，还威胁全面脱钩，但中国政府不会主动脱钩，在地方政府层面继续交往，与专业协会以及公司也继续交往。另外，我们在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也加大了开放的力度。比如出台外资22条，大幅度减少负面清单；还有金融开放，在南海建立海南自贸港。

我们现在其实是多手段地应对美国制裁和脱钩的威胁。一个是国内加强自主创新，一个是更加开放，和国际资本合作，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沟通渠道。我相信这个做法对我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当中的角色是有帮助的。但美国现在在去全球化、排斥移民、排斥留学生，这些对于保持他们原来的优势是不利的。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您来点评一下美国禁止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进入美国这条新闻，非常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特别地魔幻，不可想象。以前我们不会觉得美国会主动去隔绝中国，因为美国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交流进行和平演变。中国有9200万党员，如果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美国的话就等于隔绝了绝大部分中国人与美国的交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这条新闻的真实性有多高，会不会真的实现？

除了禁止中国的人以外，美国还在排斥中国的技术。他们不仅自己打压华为，还拉上了英国，甚至还想拉更多的国家一起打压，要把中国的技术完全从国际市场当中排除出去。您觉得美国这种非常具有冷战色彩的操作会愈演愈烈吗？

金灿荣：首先我认为禁止共产党员进入美国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它符合特朗普对华决策班子的大逻辑。现在特朗普班子当中对华决策有几个人作用特别大，一个是国安会副主任博明（Matthew Pottinger），还有就是纳瓦罗和蓬佩奥。蓬佩奥受华人学者余茂春的影响很大。

这几个关键人物都有一个思路，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然后进行打击。按照这个思路，签证方面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就很自然了。但是他们未必能真的做到。因为中共党员9000多万，如果把家属算进来他们的想法可能涉及到三亿人。这三亿人中有不少在政商界都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限制他们，坦率地讲，实际上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