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 5 月 8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一条讣闻：台湾歌手邓丽君，在泰国因气喘急促去世，享年 42 岁。
这也是邓丽君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此前，邓丽君风靡大陆近 20 年，但从未踏足大陆故土一步。
当时，香港导演陈可辛正用邓丽君的名曲《甜蜜蜜》拍摄电影，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突闻邓丽君去世。陈可辛这样谈起他眼中的邓丽君，《甜蜜蜜》讲的是香港人的“飘”，永远搞不清自己是哪里的人，邓丽君是第一个“两岸三地”的人。
的确，改革开放初期，她的歌声是一代人的精神慰藉，一代人用歌声想象台湾、探触世界。在两岸交流中，邓丽君同样拥有一席之地。
邓丽君十二大经典歌曲专辑父亲发现偷听，没收了邓丽君磁带，却意外听歌入了迷，一晚上没睡觉杨海鹏今年 40 岁，是《财经》杂志记者。如今，他虽然早已对流行音乐没有了兴趣，但仍记得 15 岁那年用“砖头”收录机偷听邓丽君时的激动。
那盒录音带是杨海鹏找朋友翻录的，而收录机本来是母亲用来复习俄语出国用的，被父亲发现偷听行为后，磁带和收录机全部被没收。结局很意外，父亲自己听邓丽君入了迷，一晚上没睡觉。
和杨海鹏经历类似的人还有很多，那个年代，“文革”禁锢了十年的社会心灵，民众早已对“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样板歌曲失去兴趣。相比而言，邓丽君细致温柔的歌声、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仿佛天籁。
有人通过海外亲戚将邓丽君的歌曲带进大陆、有人是通过偷听台湾广播、更多的人靠着那时的“砖头收录机”一再转录她的歌曲。
1979 年开始，2 年间邓丽君传遍大江南北，但在官方口径上，邓丽君却受到指责与攻击，“靡靡之音”、“黄色歌曲” 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她的头上。
但邓丽君，歌声在大陆广泛传播时，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在美国演出期间，邓丽君通过华人报纸、华盛顿邮报知道了自己在大陆走红的事实，只是当时两岸关系依然紧张，面对美国记者的采访，邓丽君的回答相当拘谨。她表示“能在大陆走红，我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我一样是唱给自己同胞听”。至于把她的歌打入“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列，邓丽君只强调如果真的听她的歌会被罚，“那就别听了吧”！
在部长 的再 三 犹 豫 下 ，《 乡恋》 得以“ 解禁”邓丽君在大陆非官方渠道广泛流行，也开始影响到了官方文艺工作者。
1979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8 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随片一起播出。
之后，又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连续播放一周，《乡恋》优美的旋律以及李谷一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行开来。
多年后, 李谷一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当时她去菜市场买菜都能听到排队的人哼唱。和邓丽君“地下流行”的境遇类似, 《乡恋》这首歌虽没直接表现爱情, 但却被某些人归入港台流行歌曲一类。
1980年初的一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 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 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1980年2月10日, 《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 从此, 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
有的说, 《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 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 喘气次数的多少, 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20多年后, 李谷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焦虑, “那时候我在中央乐团工作还特别多, 很多群众又喜欢听我这样唱, 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 多种不同观点弄得我‘身心疲惫’。”倔强的李谷一开始为自己辩护, 但理论界、官方仍持批判态度, 于此相反的是民间对这首歌却相当欢迎, 1000多封群众来信对她进行支持。
1983年,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在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的再三犹豫下, 《乡恋》得以“解禁”。
对于邓丽君, 李谷一对记者说“我觉得她唱得非常好, 从没认为她是靡靡之音, 也没觉得她是小资产阶级。”当时我到广州演出, 也在听她的歌, 我们团里有一个人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特别好, 我们休息的时候, 也会说:“来一首邓丽君”。也学过邓丽君的歌, 感觉还是不好学, 她的歌不是谁想唱就能唱的。
邓丽君接到第一个大陆记者电话, 足足沉默了一分多钟除了李谷一外, 后来的朱逢博、苏小明和程琳也开始仿效邓丽君, 获得了群众的认可。
但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引发的“卖国歌曲”争论, 加上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 种种因素让她几乎成为不可谈论的人物。
但有些东西是阻挡不了的, 大陆的年轻人在歌咏大会上虽高唱“中国, 鲜红的太阳永不落”、“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回到家仍然钟爱邓丽君的歌曲, 当时有句口头禅叫“白天听老邓, 晚上听小邓。”直到1984年, 情况有了些变化,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的牛钊曾撰文回忆,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 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邓丽君的歌曲可以公开传播了, 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 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 把它看作是大陆社会更加开放, 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
1984年的一个清晨, 14岁的师永刚走在山西小城尘土飞扬的街道上, 悬挂在街道边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里, 忽然传出‘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做客……’歌声温软, 极富穿透力, 在晨间的炊烟中飘浮。
2008年5月6日, 师永刚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当时我感觉, 冥冥之中我似乎要和这歌声的主人发生些什么。有了那次歌声的邂逅, 师永刚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在大陆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她的资料。20年后, 他为这个叫做邓丽君的台湾女人撰写了《邓丽君画传》在内的4本传记, 销售量超过60万册。
1985年, 师永刚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邓丽君接受大陆记者唯一一次采访, 采访邓丽君的记者叫关键, 时任北京青年报记者, 时到今日从互联网上还能搜到关键的好友对这件事的复述:1985年1月30日O时30分, 关键的电话打到了邓的家里, “哈罗, 你找谁?”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爱好音乐又对邓丽君的声音十分熟悉的关键心都要跳出来了。你是邓丽君小姐吗?是啊, 请问你是哪一位?我是你的歌迷, 是大陆的一个记者。什么?北京?邓被吓了一跳, 她足足沉默了一分多钟……邓丽君操着流利的国语对关键说:希望有一天她能有机会去大陆, 为青年朋友现场演唱。
这个访问被记者关键整理后, 以《家在黄河古道边》为题发表于1985年4月份的《北京青年报》上, 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全世界190多家报刊、通讯社都做了强烈的反应。
此事也引起了一连串风波, 台湾《中央日报》和邓丽君家人曾否认此事, 后来才得到邓丽君本人的证实。
邓丽君最大心愿曾是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演唱会这之后关键和邓丽君建立了联系。
1986年《邓丽君启选演唱歌曲225首》和《邓丽君抒情歌曲集》也是在关键的努力下, 成为首个正规渠道引进大陆的邓丽君唱片。
与此同时, 邓丽君也结束在美国的游学, 回到台湾发展, 1984年1月, 她在台北体育馆举办了两场《十亿个掌声》演唱会, 这也成为她一次标志性的演出。演唱会叫“十亿个掌声”显然是在表明她在大陆的走红程度, 许多年以后, 人们仍然将“十亿个掌声”与邓丽君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电视剧）, 而她也是堆一担当得起这个荣誉的歌手。巧合的是, 这场演唱会后在大陆广播, 邀请邓丽君访问大陆被提上议事日程。
《邓丽君画传》作者师永刚告诉记者, 1986年春天, 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在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邓丽君, 从此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
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的牛回忆, 当时邓丽君明确表示, 回大陆演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 唱几支歌, 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 第二站上海, 第三站西安, 第四站广州。邓丽君听了很高兴, 表示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 舞台、灯光、伴奏和音响都达不到要求, 邓丽君表示, 这一切由她来筹划。
但邓丽君在香港其实很孤独, 没有大多公司愿意为她筹划, 事先更无法保密, 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即使后来退而求其次的旅游计划也没成行。
1988年, 中央电视台向邓丽君发出了参加第四届海峡之声音乐会的邀请, 此前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组也多次运作邀请她参加, 都没有成行。
后来, 师永刚采访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时曾获知, 邓丽君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大型演唱会, 当时还邀请了曾导演《垂帘听政》的李翰祥为其设计。
2006年5月, 邓丽君逝世11周年纪念活动上, 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透露，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陆邀请邓丽君登陆演唱，但因与国民党当局所谓的”三不政策”相抵触，蒋经国指派他劝阻邓丽君到大陆演出，也让其失去了回到大陆的机会。
直到1995年5月8日，这位身份证上登记为本籍河北省大名县的邓丽君，至死都没有踏上这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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