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网

黑色的象牙塔??中国科学院

声明:本文转载自 「科技时空」, 或因排版与篇幅原因进行过编辑,内容未经本站独立核实,不代表本站立场、观点或建议。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核实后立即删除。 [ 免责声明 ]

茅广军, 一个近来网上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 洪堡学者, STA fellowship,32岁提为正研究员/教授, 34岁提博导, 36岁在高能所下岗, 同年跳楼自杀身亡.

我不愿意再沉默了, 一个自己熟悉的人, 一个优秀的的年轻的中国人离去了,人们不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吗? 直白地说, 我本人就有茅广军的相似的经历和心情,29岁的我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导和研究员时, 拿”百人计划”的头衔, 信心蓬勃地回国准备大干一番事业, 可5年以后, 我不得不多次想从中科院近物所的六号楼自己的办公室跳下去, 所幸外面的一页聘书救了我一命, 显然茅广军就没有我这样幸运.

茅广军不优秀吗?

看看他的简历:

理论物理专业-博导简介

茅广军 1969年4月出生,浙江人。1989年7月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物理系,

获学士学位;1992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95年7月毕业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1995年7月至1996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1997年3月至1999年6月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洪堡研究员;

1999年7月至2000年12月任日本原子能研究所STA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研究方向:原子核物理理论

过去的主要工作与获得的成果:

主要从事原子核理论和核天体物理的研究。在微观输运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工作,推导了相对论量子微观输运方程;和合作者一起在国际上首先研究了原子核中的负能谱和反粒子能谱,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在带电粒子在强磁场中的性质、γ暴的源、以及强磁场对中子星和脉冲星性质的影响等课题上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微观输运理论的发展及其在中高能重离子碰撞中的应用"获1996年核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吴有训物理学奖。

目前研究方向:

1) 超核和真空反粒子能谱

2) 高能核天体物理、中子星、脉冲星

“优秀!”这是每个认识茅广军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著名核物理学家卓益忠先生培养的博士, 先后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博士后,德国洪堡学者和日本STA学者,在32岁时就成为了正研究员。要知道洪堡学者和STA fellowship是世界顶尖的年轻学者才可能拿到的. 中科院给他正研究员是物有所值.

国内年轻学者难,难呀

客观的讲, 国内的科研条件的确不如国外强, 要出份象样的工作, 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可最要命的不是科研的难, 而是人事关系难. 所以大多30多岁当上博导混上研究员(或教授), 只有一个结果, 不是累死, 就是气死.

看看科学院, 路院长搞了个”知识创新工程”, 在国内top 10的大学教工人数膨胀到都超过2万人规模, 中国的这个”皇家科学院”把140多个研究所的总人数从12万”革命”到不超过今天2万人, 这中科院让人大吃一惊, 人才多的让研究员下岗. 茅广军只是”研究员下岗”之一罢了.

中科院年轻学者在国内拼命让自己不下岗的同时, 还得保护自己的科研助手自己的学生, 他们要文章才能不下岗, 他们要文章才能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 国外老板是剥削者, 国内老板是被剥削者. 我在回国的7年, 发表的30多篇论文,只有一篇是”自己”的. 中科院的人事制度是在创新工程的岗位确定后(总人数2万人), 每年进行一次”年终考评”, 其结果不是人们想象的提职称, 而是top10% 涨工资, ending 30% 降工资, 5% 下岗, 不幸的是茅广军因为转研究方向,没能迅速出成果而进入5% 下岗之列.

年轻学者不当官就没有出路

再看人事制度, 周院长时期每个所是在”所党委领导下所长班子集体领导”,所有大小事是所务会集体决定, 学术上的大事由所学术委员会决定, 现在是所长法人责任制, 所有人都是法人的雇员. 所长可以决定每个人的工资待遇, 甚至下岗, 包扩副所长. 由于缺乏监督, 所务会成为一言堂, 所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谁敢有异议? 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过度到共产主义的强权制度后, 在科学院看到一些研究生比一些博导研究员工资还高, 院士坐”冷板凳”就见怪不怪.

除了人事, 经费也是”逼死”你的原因. 在大科学工程的研究方向, 研究经费的90%来源于所长可控制的方向: 院里大项目, 十五, 十一五, 基金委重点/重大项目, 863, 973, 只要所长想折腾你, 不管你有多大能耐, 有多大的研究队伍,就是没你的一个子, 10%来自基金委面上项目, 还要一路过关斩将, 几年才会有一次机会. 茅广军因为是搞核物理的在搞高能物理的所里自然分不到羹, 搞理论在搞实验为主的所里, 不可能立较大的项目, 没有充分的研究经费的支持, 就没有人手, 因为工资的30%或者更多是来自于研究经费的, 自然就没有多少成果.

学术评价制度是最大的祸害

茅广军自杀身亡,其自杀原因是因为文章数不够,被考核为不合格被解聘。

如果茅广军真正是不合格的研究人员被解聘,他的自杀似乎也没有更多可说的。

如此优秀的研究人员,却因为文章数不够被判不合格而解聘,只能说明我们的评价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已起不到奖优罚劣的作用了。

茅广军是研究核反应输运动力学理论, 如果按正常的研究去推导建立一个这样的物理模型, 编程设计, 物理计算, 至少要十年来能成气候. 自然无法对付中科院一年一考核. 当然不是没办法, 拿别人的模型程序来调整参数讨论讨论, 也可以发表文章, 可有什么价值呀. 本人也常常也把一篇文章解剖成三四篇来发表,没办法的办法.

最可气的是要横向比, 不同研究方向, 天壤之别, 有的方向一月就能出一篇文章, 可有的十年才能磨出一剑. 高能所的不知道吗? 可是要分名额“划右派”,总要人下岗, 这是路院长订的.

不少国内年轻的研究员和教授一个一个地去了, 不是累死的, 就是气死的,有人惊呼, 国内近年死亡的研究员/教授平均岁数不到五十, 那是中国科学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一直演下去.

从教授跳楼看科研评价体系之忧

[编者按]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号楼下,茅广军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警方排除他杀。很多人难以相信,这个人缘极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原研究员、现北航教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于茅广军之死,有家庭变故之说,有学术评价造成的压力之说,然而无论哪种原因是最终导致茅博士终身一跃得最主要因素,我们都有必要了解和关心一下那些生活在科学象牙塔中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如同塔外的人们一样所必须承受的精神和生活压力了。

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

一位学者曾记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做助理教授时,与该校一知名教授的对话。

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

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

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

“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

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

我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

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

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拟聘四位导师。梁启超先生向曹云祥校长举荐陈寅恪先生。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

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

梁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火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

最后,陈寅恪先生不独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即便是国学研究院解散之后,也是清华惟一的文史两系双料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我不敢肯定这件事对茅广军选择自杀有没有关系,但这种做法却值得我们反思: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发表文章数量究竟该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茅广军的学术水平终究如何,在茅广军的去留问题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对茅广军“很满意”、“你们送的学生如果都和茅广军一样棒就好了”的评价是说了不算的;茅广军的导师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发生了转折,成果不可能出来得太快”的解释说了也不会算;茅广军先生的师弟顾建忠先生“茅广军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论功底极扎实,而且喜欢挑战国际性的难题”的评价说了更不会算。

那又是谁说了算呢?是中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曾指摘的“科学官”说了算,是不合理的科研体制说了算……

国内现在对文章是不是太重视了?

茅广军的博士导师卓益忠向记者透露,“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对员工三年一考核,茅广军今年因为文章数目少,考核出了点问题。”中科院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考核不合格,按照规定茅广军的职称要由正研究员转为副研究员,或者保持原有职称但要离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同时单位要收回分配的住房。

我想说的是:

第一,做科学研究的,不能保证每年都能出成果,有时可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成果;

第二,科研成果和文章数目是两回事.有一些科研的局部成果,可能意义重大,但是因为不具备完整性,不能作为文章发表也不奇怪;

第三,片面强调文章数量不可取.一篇好文章和一百篇垃圾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片面强调文章数量的另一个害处是:导致学术风气变坏。抄袭剽窃、捏造数据,忘记了写文章的目的,为文章而文章,很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工作者的声誉。那些不讲学术道德的人,就应该一棍子打死,不让他们再在学术界混,这样才能杜绝有人拿自己的学术声誉冒险……〉

SCI是一把坏的“尺子”吗?

“SCI现象”引起了科研界广泛的关注。有人称它是一把已经坏掉的尺子。既然是“已经坏掉的尺子”,也就说明它原先并不“坏”。于是,尺子是怎么坏掉的,就具有了思考的价值。

“裇CI引进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作为评价科研人员之科研水平的一把尺子,不过是20年左右的时间,该算是一个新事物,然而,我们就有这个能耐,在这短时期中冒出一批“SCI大师”。

被SCI收录的论文,有的10年500篇,有的干脆就一天一篇。采用的方法大同小异,按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的说法,就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的方法不停地测不同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以论文的被引用率作为衡量论文作者和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及其水准的客观依据,也算是一个新事物,连“影响因子”这个词汇都能使局外人耳目一新。

然而,又马上就有人为制造“影响因子”的高招:论文作者自己引用自己的论文,此所谓“自引率”。宁波大学那位已有130余篇论文被SCI收录的郑岳青教授,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率为6次多一点,“自引率”就高达4次……

对茅广军悲剧的一些思考

一、我认为茅是现在国内学术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论文数量”风气的牺牲品。

制度上的缺陷造成“学术骗子”泛滥

方舟子的网上天天揭露学术腐败的人,但是之所以有这么多“学术骗子”,是因为这些骗子在制度上有生存的土壤和空气。

文章数量决定经济收入,决定前途命运。

为了生存,为了名利,就会大量发表垃圾文章,就会编数据,编简历。

现在一些单位的聘任制度,为学术腐败,学术骗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这种制度当然对于奖勤罚懒,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有积极的一面,但是这种制度从某种程度上,为学术腐败,学术骗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之下,也很难作出真正好的学问(做学问是要时间的,三年,对于很多专业是做不出什么来的。)

在有些地方,你发的文章不够多,就由正研降为副研,甚至让你卷铺盖卷走人,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真的还不如国外的"tenure"制度,至少你不会担心60岁的时候再被由副研究员退回你毕业的大学重新深造。

这种制度还导致了很多导师不愿意带学生,或者不让学生发第一作者的文章。

因为在有的单位是只算第一作者的文章的,近年来国内各科研院所招了为数众多的博士硕士,他们将要受到的训练真的很让人担忧,然而这些将来毕业的未必名副其实的博士硕士又势必导致学历的进一步贬值。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呀。

茅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说他是被“逼”死,不恰当,但是他的死与这个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高能所“限期收回住房”的决定(对决定本身不做评论),可能也是导致茅自杀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在现在的中国,房子是天价,能在北京拥有一套房子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人意味着什么。不清楚北航有没有给茅广军房子,想必当初茅也花了一些时间金钱,心情来装修他的新房子。

三、关于茅的婚姻不幸的阴影。

我认为无论如何不是茅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茅的妻子不辞而别,到因为始终没有她的音信而宣布离婚,之间经历了两年,想必在这两年中,茅受到的煎熬肯定很多,如果因为婚姻自杀,他不会等到距离婚事件两年之后的今天吧。当然了,没有妻子、儿女会让一个想自杀的人更容易觉得没有牵挂而放弃生命。

四、不明白为什么新闻报道里面那么强调“博士后”,还说什么“双料博士后”。明明是高能所的(前)研究员,现在的北航教授。要知道博士后,并不是什么学位,只是一种暂时的工作,不是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够当上研究员或者教授的。报道的标题本身就是对死者的不敬,至少贬低了死者的身份……

人民网科技频道专栏作家田畔谈学术评价体系

科研岂可量化?不评比,学术就不能发展?

第一个误区,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可以评出水平高下。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首先,科研本质上是一项极少数人改变绝大多数人观念的创新活动,真理往往先由少数人所掌握。

但我国现行学术评价的主要方式如“同行评议”、“核心期刊”与“引用率”等,其原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对于突破常规的创新成果,具有天生的否定倾向。

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学术的原则,只有在代表个人或集团利益时,才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研究是多数服从少数。

其次,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惟一的,不能批量生产,因而相互间不具可比性。

科研就如艺术品,每一项都是一幅“蒙娜丽莎”,它们是独特的,缺乏共同性。同是历史学,研究中国史与研究世界史,如何比较?

科研的创新性与惟一性,决定了其标准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决定了我们评价时无法进行量化。

第二个误区,假如我们不搞学术评比,不拉开档次,就无法促进学术发展。

就学界实际来看,特别优秀者和特别差劲者都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属于平常之人,水平差不多。

对于那些确实得到学界公认的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当然应予以特殊奖励。

但对于那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差不多的平常之人,就没有必要拉大距离,分出档次。

若是强行将这些人拉开档次,评出高低,由于缺乏明确的指标,越评越要出问题,其后果必然是人为增加矛盾,自找麻烦。不仅不能促进学术发展,反而会因“窝里斗”影响科研工作…… 

学术规范与学术失范:关键在“好经”!

对于学术“失范”的普遍化,普通学人要负一定责任,但更主要的责任须由制定规则者和执行规则者来负。

如果他们制定的都是好经而没有歪经,如果他们能够把现有的好经念正而不是念歪,不搞学术腐败也不给学术腐败留下可钻的空子,《规范》其实也没有制定的必要。

因此,还是要在如何纠正念歪经、如何制好经上面做文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评比是学术的鸦片,只能适可而止;批评是学术的生命,只有在充分批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评价。我们学界目前的状况正好相反,在评比指标不断细化量化,评比项目不断翻新加码的同时,正常的学术批评却总是开展不起来。因为我们有些“经”的确歪得很。

以目前学界盛行的“核心期刊制”为例。许多高校明文规定,学人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才能取得诸如申请高级职称、申报科研项目,以及博士论文答辩等资格。不少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

但是,这项规定到底有多少科学性?论证过没有?

请问制定这一规则的官员,你们真的相信,核心期刊的编辑比专业学者在专业上更高明,是最合适的学术裁判?

你们真的相信,期刊的水平与论文的水平可以划等号?

“蜒跗辣鹊娜桓嗉蛋琢宋薹鞘浅腥献约汗芾砦弈埽?

那么,为什么还要让“以刊评文”歪经大行其歪道呢?…

从教授跳楼看科研评价体系之忧

[编者按]9月14日,中科院高能所28号楼下,茅广军的尸体被人发现。之后,警方排除他杀。很多人难以相信,这个人缘极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原研究员、现北航教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于茅广军之死,有家庭变故之说,有学术评价造成的压力之说,然而无论哪种原因是最终导致茅博士终身一跃得最主要因素,我们都有必要了解和关心一下那些生活在科学象牙塔中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如同塔外的人们一样所必须承受的精神和生活压力了。

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

一位学者曾记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做助理教授时,与该校一知名教授的对话。

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

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

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

“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

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

我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

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

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拟聘四位导师。梁启超先生向曹云祥校长举荐陈寅恪先生。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不是博士,连学位都没有。

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

梁答:只有数篇论文,未辑成书。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火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我的全部著作还不如陈寅恪寥寥数百个字有价值。

最后,陈寅恪先生不独成为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即便是国学研究院解散之后,也是清华惟一的文史两系双料教授,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茅广军没有通过被解聘,据说是文章数太少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让他把房子交回,并一年内另找单位离开。”我不敢肯定这件事对茅广军选择自杀有没有关系,但这种做法却值得我们反思: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发表文章数量究竟该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茅广军的学术水平终究如何,在茅广军的去留问题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对茅广军“很满意”、“你们送的学生如果都和茅广军一样棒就好了”的评价是说了不算的;茅广军的导师卓益忠先生“研究方向发生了转折,成果不可能出来得太快”的解释说了也不会算;茅广军先生的师弟顾建忠先生“茅广军一直是拔尖的人物,理论功底极扎实,而且喜欢挑战国际性的难题”的评价说了更不会算。

那又是谁说了算呢?是中科协主席周光召先生曾指摘的“科学官”说了算,是不合理的科研体制说了算……

国内现在对文章是不是太重视了?

茅广军的博士导师卓益忠向记者透露,“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对员工三年一考核,茅广军今年因为文章数目少,考核出了点问题。”中科院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考核不合格,按照规定茅广军的职称要由正研究员转为副研究员,或者保持原有职称但要离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同时单位要收回分配的住房。

我想说的是:

第一,做科学研究的,不能保证每年都能出成果,有时可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成果;

第二,科研成果和文章数目是两回事.有一些科研的局部成果,可能意义重大,但是因为不具备完整性,不能作为文章发表也不奇怪;

第三,片面强调文章数量不可取.一篇好文章和一百篇垃圾文章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片面强调文章数量的另一个害处是:导致学术风气变坏。抄袭剽窃、捏造数据,忘记了写文章的目的,为文章而文章,很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工作者的声誉。那些不讲学术道德的人,就应该一棍子打死,不让他们再在学术界混,这样才能杜绝有人拿自己的学术声誉冒险……〉

SCI是一把坏的“尺子”吗?

“SCI现象”引起了科研界广泛的关注。有人称它是一把已经坏掉的尺子。既然是“已经坏掉的尺子”,也就说明它原先并不“坏”。于是,尺子是怎么坏掉的,就具有了思考的价值。

“裇CI引进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作为评价科研人员之科研水平的一把尺子,不过是20年左右的时间,该算是一个新事物,然而,我们就有这个能耐,在这短时期中冒出一批“SCI大师”。

把SCI引进我国科研评价体系,作为评价科研人员之科研水平的一把尺子,不过是20年左右的时间,该算是一个新事物,然而,我们就有这个能耐,在这短时期中冒出一批“SCI大师”。

被SCI收录的论文,有的10年500篇,有的干脆就一天一篇。采用的方法大同小异,按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方舟子的说法,就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的方法不停地测不同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以论文的被引用率作为衡量论文作者和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及其水准的客观依据,也算是一个新事物,连“影响因子”这个词汇都能使局外人耳目一新。

然而,又马上就有人为制造“影响因子”的高招:论文作者自己引用自己的论文,此所谓“自引率”。宁波大学那位已有130余篇论文被SCI收录的郑岳青教授,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率为6次多一点,“自引率”就高达4次……

对茅广军悲剧的一些思考

一、我认为茅是现在国内学术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论文数量”风气的牺牲品。

制度上的缺陷造成“学术骗子”泛滥

方舟子的网上天天揭露学术腐败的人,但是之所以有这么多“学术骗子”,是因为这些骗子在制度上有生存的土壤和空气。

文章数量决定经济收入,决定前途命运。

为了生存,为了名利,就会大量发表垃圾文章,就会编数据,编简历。

现在一些单位的聘任制度,为学术腐败,学术骗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这种制度当然对于奖勤罚懒,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有积极的一面,但是这种制度从某种程度上,为学术腐败,学术骗子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之下,也很难作出真正好的学问(做学问是要时间的,三年,对于很多专业是做不出什么来的。)

在有些地方,你发的文章不够多,就由正研降为副研,甚至让你卷铺盖卷走人,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真的还不如国外的"tenure"制度,至少你不会担心60岁的时候再被由副研究员退回你毕业的大学重新深造。

这种制度还导致了很多导师不愿意带学生,或者不让学生发第一作者的文章。

因为在有的单位是只算第一作者的文章的,近年来国内各科研院所招了为数众多的博士硕士,他们将要受到的训练真的很让人担忧,然而这些将来毕业的未必名副其实的博士硕士又势必导致学历的进一步贬值。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呀。

茅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说他是被“逼”死,不恰当,但是他的死与这个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高能所“限期收回住房”的决定(对决定本身不做评论),可能也是导致茅自杀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在现在的中国,房子是天价,能在北京拥有一套房子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人意味着什么。不清楚北航有没有给茅广军房子,想必当初茅也花了一些时间金钱,心情来装修他的新房子。

三、关于茅的婚姻不幸的阴影。

我认为无论如何不是茅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茅的妻子不辞而别,到因为始终没有她的音信而宣布离婚,之间经历了两年,想必在这两年中,茅受到的煎熬肯定很多,如果因为婚姻自杀,他不会等到距离婚事件两年之后的今天吧。当然了,没有妻子、儿女会让一个想自杀的人更容易觉得没有牵挂而放弃生命。

四、不明白为什么新闻报道里面那么强调“博士后”,还说什么“双料博士后”。明明是高能所的(前)研究员,现在的北航教授。要知道博士后,并不是什么学位,只是一种暂时的工作,不是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够当上研究员或者教授的。报道的标题本身就是对死者的不敬,至少贬低了死者的身份……

人民网科技频道专栏作家田畔谈学术评价体系

科研岂可量化?不评比,学术就不能发展?

第一个误区,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可以评出水平高下。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首先,科研本质上是一项极少数人改变绝大多数人观念的创新活动,真理往往先由少数人所掌握。

但我国现行学术评价的主要方式如“同行评议”、“核心期刊”与“引用率”等,其原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对于突破常规的创新成果,具有天生的否定倾向。

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学术的原则,只有在代表个人或集团利益时,才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研究是多数服从少数。

其次,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惟一的,不能批量生产,因而相互间不具可比性。

科研就如艺术品,每一项都是一幅“蒙娜丽莎”,它们是独特的,缺乏共同性。同是历史学,研究中国史与研究世界史,如何比较?

科研的创新性与惟一性,决定了其标准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决定了我们评价时无法进行量化。

第二个误区,假如我们不搞学术评比,不拉开档次,就无法促进学术发展。

就学界实际来看,特别优秀者和特别差劲者都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属于平常之人,水平差不多。

对于那些确实得到学界公认的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当然应予以特殊奖励。

但对于那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差不多的平常之人,就没有必要拉大距离,分出档次。

若是强行将这些人拉开档次,评出高低,由于缺乏明确的指标,越评越要出问题,其后果必然是人为增加矛盾,自找麻烦。不仅不能促进学术发展,反而会因“窝里斗”影响科研工作…… 

学术规范与学术失范:关键在“好经”!

对于学术“失范”的普遍化,普通学人要负一定责任,但更主要的责任须由制定规则者和执行规则者来负。

如果他们制定的都是好经而没有歪经,如果他们能够把现有的好经念正而不是念歪,不搞学术腐败也不给学术腐败留下可钻的空子,《规范》其实也没有制定的必要。

因此,还是要在如何纠正念歪经、如何制好经上面做文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评比是学术的鸦片,只能适可而止;批评是学术的生命,只有在充分批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评价。我们学界目前的状况正好相反,在评比指标不断细化量化,评比项目不断翻新加码的同时,正常的学术批评却总是开展不起来。因为我们有些“经”的确歪得很。

以目前学界盛行的“核心期刊制”为例。许多高校明文规定,学人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才能取得诸如申请高级职称、申报科研项目,以及博士论文答辩等资格。不少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

但是,这项规定到底有多少科学性?论证过没有?

请问制定这一规则的官员,你们真的相信,核心期刊的编辑比专业学者在专业上更高明,是最合适的学术裁判?

你们真的相信,期刊的水平与论文的水平可以划等号?

把学术评比的权力交给编辑,说白了无非是承认自己管理无能!

那么,为什么还要让“以刊评文”歪经大行其歪道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