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PTS）突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宣布：任何参与瑞典5G频谱拍卖的运营商不得使用中国5G设备供应商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正在使用中的两家企业设备亦被限期于2025年之前全部移除。
明眼人都看出，这是瑞典追随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的“政治打压”，相关指控拿不出任何证据，所谓“国家安全”不过是一个荒唐拙劣的借口。
本月5日，华为公司对瑞典邮政电信管理局的上述行政决定提出上诉。
斯德哥尔摩地方行政法院9日发布新闻公报说，该院认定“邮政电信管理局就5G频谱拍卖做出的部分行政决定不适用”，“该管理局的行政禁令对华为公司的权利造成影响，华为有权上诉”。由于此案的结果尚不确定，这家法院要求瑞典邮政电信管理局暂停执行对华为的相关禁令。
9日晚间，瑞典邮政电信管理局宣布，鉴于斯德哥尔摩地方行政法院的要求，推迟举行5G频谱拍卖。
10月16日，欧洲竞争电信协会（麾下有100多家欧洲领先电信运营商和数字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官网公开谴责出于地缘政治对中国5G供应商实施的任何禁令，并警告此举将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5G不是华为的独创，也不是华为的独唱，而是华为与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等跨国公司合作的产物。瑞方对中国企业下达封杀令，恐怕还有经济利益的“小算盘”，也就是为本国企业打击竞争者、赢得更多市场份额铺路。但事实，正是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等跨国公司既竞争又合作，才促进了当今5G技术的快速发展。如果排斥华为，不仅影响5G网络建设的技术水平，也会迟缓全球5G建设进程，大大增加各国5G建设成本，使消费者蒙受经济损失。
换言之，将中国企业排除在公平市场竞争之外，不仅不利于瑞典5G网络的高质与高效建设，而且缺乏竞争所致的低效率和高成本，以及行政命令下移动运营商被迫更换现有设备的巨额成本，都将由瑞典民众来买单。
中国是瑞典最大的亚洲贸易伙伴。截至2018年，中国对瑞典全行业直接投资额约为75.7亿美元；瑞典对华实际投资达50.1亿美元，项目1537个；2019年，双边贸易总额为176.8亿美元，瑞典对华出口额为91.43亿美元，自中国进口额为85.38亿美元；瑞典对华出口占其全国出口总额约10%，中国对其出口仅占0.37%。
另外，瑞典有600多家企业在华开展业务，如伊莱克斯（中国）电器有限公司、斯凯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北京爱立信通信系统有限公司、宜家家居公司，等等。
如前文所述，过去30年，爱立信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作为唯一外国供应商，在中国5G电信设备市场份额占比超过20%，仅次于华为，获得三大运营商合同。
爱立信首席财务官卡尔・梅兰德表示：“在中国推出5G设备是本季度的主要推动力。”2020年前三季度，爱立信在中国的收入为6.5亿美元，同比增长43.6%，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业务呈现衰退之势的大背景下，如此增速相当可贵。何况，5G疆域仍待开拓，中国市场发展空间不可估量。
一旦中国选择施行反制措施，爱立信丢掉的不仅是中国市场，还有自己的未来；而瑞典政府为爱立信背书，不惜破坏双边经贸关系，也将其他与中国联系密切的瑞典企业、甚至把举国人民推向一个世界级大国的对立面，此举对经济、民生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该协会总干事吕克・安德里克斯称，排除特定供应商将损害消费者及行业利益，打击市场内部凝聚力，指出电信行业监管需要基于事实，限制竞争将扭曲整个电信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应让地缘政治影响5G网络部署。
瑞典是欧洲率先立法确立5G规则的国家，曾倡导公平、反对歧视，之前也认同：“5G风险是系统性的，不能从单一生产商和国家来衡量”。此番出尔反尔，受损的不只是可计算出的经济利益，还有无形的产业生态和国家信誉。
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最新经济研究报告也指出，禁用华为设备和技术将使得瑞典多支付33亿至350亿瑞典克朗（约合25亿至268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
澳大利亚作为前车之鉴，也可能让瑞典不得不正视对待中企的态度。
2018年以来，澳大利亚使10多个中企投资项目“落空”，其中包括排除中企参与澳大利亚5G建设。据外媒报道，最近，澳大利亚的大麦、牛肉、棉花、煤炭和葡萄酒等多个行业正受到贸易冲击，这引发了澳多个行业呼吁寻求改善双边关系、以避免进一步经济损失的声音。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案件结果不明朗，瑞典行政法院宣布的仅是临时禁令，还存在的一定变数。但可以相信，如果瑞典下定决心不再选择中企设备，除了增加5G建设的成本之外，还将令中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可谓得不偿失。“随美起舞”打压中企是不明智的自伤行为，瑞典需要重新把帐算清楚，审慎考虑对待中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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