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谁都知道胡适一生中获得过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并以此作为胡适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学者”的证据。但很少有人知道以下事实：这三十五个荣誉学位中，有二十七个是在他大使任内得到的，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而在这二十七个学位之中，有一大半是法学博士学位(L.L.D.)，这个学位一般是授给政界人士的。所以说，胡适的这些学位并不能说明胡适的学术水平或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它们至多可以说是他的“事业上的成就”得到了美国人的承认。
也许有人会为胡适抱不平说，美国大学的荣誉学位是他们主动送给胡适的，又不是胡适自己去争取的，那些傅斯年所谓“反对先生”的人凭什么指责他“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呢？对於持这样观点的人，首先要提请他们注意的是，第一，胡适不是一般的大使，而是“战时”大使；第二，胡适是当时中国驻外大使中最重要的一位大使。1938年，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催促胡适就任的电报中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王松、蒋仕文：《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168页)。他“到处领学位”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入敌手，中央政府退缩山城重庆，北京大学困顿西南边陲，而美国几乎是中国能否继续坚持下去的唯一希望。在这个时刻，胡适不努力开展外交攻势，争取美援(胡适后来曾说自己在大使任内没有为中国争来一枪一弹，虽是自矜，大半却是实情)，而是南来北往地接受学位，这对於当时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气氛浓厚的美国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大使(胡适被免职之后，《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为他打抱不平)；但对于嗷嗷待哺的中国政府来说，对胡适的期望岂止是望梅止渴，简直就是望洋兴叹。所以，宋子文告诉他：“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傅斯年劝告他：“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这一敌一友两方面的“建议”，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接受这么多的学位，已经影响到他管“正事”、干“大事”了。
从另一方面讲，胡适对这些学位是相当在意、相当得意的。1940年2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接受了Brown University赠与名誉学位的邀请；今天又接受了Wesleyan Univ.的邀请。今年共有五个名誉学位”。(《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348-349页)。1940年3月21日，胡适在家信中说，去年得了两个名誉学位 (因病辞掉三个)，今年可得八个，连同以前的总共十三个名誉学位。(耿云志：《胡适年谱》)。1943年11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荣誉学位，计文学博士学位(Litt. D.)四个，古典文学博士(L.H.D)一个，法学博士(L.L.D.)十五个，民法博士(D.C.L.)一个。(《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550-551 页)。如此的斤斤计较，不由让人想起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王戎“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的掌故。(《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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