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为改而改，不会令通识重回正轨

近年来，一旦发生示威游行，涉及到学生被捕问题，往往会被人归咎于通识科，认为课程导致政治入侵校园，令学生走向极端，缺乏培养爱国情怀。可是，当港府决意要纠正学科被“异化”的问题，要加强学生的国民认同感，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学内容时，却搬出一套“隔靴搔痒”的解决方案，诸如改名、删减内容、缩减课时、修改评分准则等等。这些不得要领、看似“为改而改”的做法，难免令人质疑港府无法令学科重回正轨。

港府乱改不得要领

近年社运气氛活跃，要求改革通识科的声音不绝于耳。继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于9月下旬向教育局提交报告，建议将教科书纳入现行“课本送审机制”之后，特首林郑月娥在11月25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时提到，“必须纠正过去通识教育科被异化的问题，让这个科目重新成为学生建立稳固的知识基础、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培养明辨深思能力、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在11月26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旋即公布通识科改革方向，维持必修必考，但七级评分制改为“合格”或“不合格”；课时由250小时缩减一半，12个课程主题也减少至6个，目前倾向保留有关香港、国家、国家与香港关系、环保及世界卫生，料会加入新科技对生活影响；取消独立专题研究（IES）；官方审批教科书。

另外，通识科亦将改名。杨润雄表示，通识科并非“时事科”，未来会厘清重要的学习概念，培养学生明辨慎思能力、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并大增有关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及基本法等内容，提供内地考察机会，务求培养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加强国民身分认同感。虽然具体仍未出炉，但课程内容一旦涉及“国民教育”已足以引发轩然大波。刚辞任立法会教育界议员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副会长叶建源便谴责港府，指此举是为反修例风波找代罪羔羊，又批评当局削弱学科的批判及独立思考培训功能，增加“政治正确”元素。

无可否认，通识科设立原意，的确旨在鼓励学生以多角度和明辨性思考研究当代议题，再以实证为本和抱持客观的态度建立个人观点，并作出合理判断，借此培养他们正面积极的人生观，使他们成为有识见且负责任的公民。可是，在实践过程中，教育局一度声称为了令课程与时俱进、鼓励教师因材施教云云，拒绝设置指定教科书，甚至不会进行教材审核。结果，这种看似自由、包容、中立的教学宗旨，由开科至今一直备受质疑，最大的问题是，一味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却未能为学生打下进行批判的知识基础，而整套教育哲学理念其实也都以西方自由主义贯穿，完全缺乏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中国香港”主体性。

有论者指出，在“一国两制”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当学生缺乏足以进行批判的知识基础和正确观念，容易脱离历史与国情，被网上激进言论带跑，走向“逢中必反”的偏激道路，滑向极度崇尚西方标准的文化不自信。早前就有媒体揭发没被送审的通识科教材引用数据过时、偏颇，或鼓动学生以“违法达义”、“公民抗命”等方式走上街头，作激进抗争。

教育局作为课程的“设计者”，必然有责任从课程设计、教材、教学内容上把关。然而，当港府决意要改革通识科，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教育内容时，理应明白价值教育并非易事，亦绝非简单地削减课时、更改评分机制就能做到。事实上，局方需要根治之处正是协助学生梳理本土、国族及世界公民身份之间复杂的矛盾和重合点，借此建立学生整全的认识乃至认同感，明晰“一国两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含义，培养中国港人的身分。

当议题涉及到国家历史、宪法、《基本法》和身分认同等复杂的知识和概念时，绝非三言两语就能简单厘清。然而，根据局方的说法，改革后的通识科三年只有125个小时课时，在高中三年除去考试、假期后的2400课时中，只占5％，甚至低于其他学习经历（10－15％）。试问，学生如何在这仅仅5％的课时，学懂这些复杂政治理论和知识概念，甚至建立起国民身分认同？此外，局方以释放学习压力，去除学习规范为由，将通识科公开试评分制度由1至5**改为“及格”或“不及格”，让学生专注于其他选修科目；可是，局方一方面强调国家历史、宪法、《基本法》等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大幅修改并简化通识科的评分准则，究竟可以怎样确保学生仍有学习动机，去认识和厘清这些复杂概念？

港府要让通识教育恢复正轨，必须要有清晰改革蓝图，而非“为改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