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DHR），其与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共同构成了国际人权重要法案。1950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Human Rights Day），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为何就在二次大战结束不久，当时参与联合国的国家之间能取得共识、通过意义如此重大的人权保障文件呢？
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同年10月24日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图为中国大陆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赠送给联合国的礼物─“世纪宝鼎”。（新华社）
从《大西洋宪章》到反思战争
有鉴于纳粹德军入侵苏联，美国有愿开始提供盟国援助、计划介入战争，于是英、美两国领袖人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年）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8月，共同签署《大西洋宣言》（大西洋宪章），确立了一系列的基本人权原则，如：
“不同意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变更”（第2条）、“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第3条）、“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便向大家保证改进劳动标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第5条）、“使各国都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第6条）
等，这些条文也都在后来的《联合国宪章》中体现。
迨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苏、英、中等26个国家与地区于1942年1月1日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要求签署方“利用其全部军事或经济资源”以“争取战胜希特勒主义”，而且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与和约，保持盟军对法西斯主义的一致对抗态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盟军接受日本投降，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全球虽然终于赢得抗击法西斯主义扩张的战争胜利，但二战确实造成人类生命和财产的空前浩劫，包括纳粹德国在集中营、毒气室和灭绝中心屠杀600万犹太人，侵华日军造成中国军民3,500万人伤亡、在亚洲残害了逾5,000万无辜的生命，苏联红军付出折损1,127万余条生命的代价，无数城市、村庄在战争中破坏殆尽，工厂、船舶、道路、桥梁化做断垣残壁，人类大量历史与文化遗产也难幸免于难。为重建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使人权保护不再仅限于国内事务，国际社会在战争期间被激起对捍卫人权的意识，就体现在了同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上。
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中国人
然而，尽管《联合国宪章》通过时虽彰显了人权精神，但在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前夕，中美英苏四国通过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仅规定了“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英、美、苏三国更关注国际安全与战后利益的分配，并不重视涉及更多的人权事项。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美、英三国会议中，中国代表重提应将“
坚持各国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写人建议案，但其他三国对于这一提议隐含的意义感到有疑虑及害怕，因而反对加进这一条。此外，中国还主张《联合国宪章》应
当促进领土及其居民逐渐走向独立或自治，直至获得民族的完全独立。虽然获得苏联的支持，然而英、法、美三国基于其在殖民地的庞大利益，极力反对中国的主张，美国甚至以托管理事会的永久性席位来换取中方立场的改弦易辙，不过中国始终不愿在托管领土上为己谋求特殊利益，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中”。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化国宇指出，由于列强在华的殖民利益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之一，战后的中国自然更倾向支持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特别是积极推动国际人权、民族独立等人权议题写入《联合国宪章》。中方对国际人权的坚持与努力，全世界有目共睹，也为中国成为联合国第一届人权理事会18个成员国之一，以及出任《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影响了《世界人权宣言》
由于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彼此有着不同文化、宗教信仰的差异，要共同起草一分共同宣言，存在不小的难度。不过，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代表张彭春（1892─1957年）却以其丰富的西方哲学知识或中国谚语，来帮助各方达成满意的妥协。台湾师大教育系教授刘蔚之认为，张彭春体认到中西文化间确能平等交流，这样的素养使他总能在来自完全不同国情文化、政治体制与价值意识型态的各国代表间，适时互相退让、在歧异之中能彼此同情了解，找到务实与妥协的解决方案，而非强调孰优孰劣或孰是孰非。
刘蔚之指出，张彭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上朗诵《礼运大同篇》，无论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或特别覆诵两次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己身也，不必为己”等天下为公理念，都是张的人道思想表述。在《宣言》制定过程中，
张彭春强调良知、人性本善、人享有权利之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人的完全价值与对他人的责任，以作为人类迈向人文化成（humanization of man）境界的基础。
简单来说，在72年前《世界人权宣言》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曾参与对话并产生过不容小觑的重要影响。正因为儒家思想在对人的理解、尊重，在人际（群）关系方面，在公部门对人的责任上，以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都含有自己独到且同时包含普遍意义的认识。在当代的人权建设中，除了反思历来人类战争的残酷，结合中国文化中的“推己及人”，更重要的是“恕道”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价值仍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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