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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宏观政策不急转弯,反垄断列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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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定下基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注意到,宏观政策方面,会议强调“不急转弯”。此外,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为明年八项重点任务之首,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列入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每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对下一年的宏观政策做好“定调”,今年会议强调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对上述两项政策的基本描述与此前一致,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会议也特别提出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和“保持适度支出强度”。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这反映出明年财政支出大概率仍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扩张,但预计“显性”的财政刺激会比今年有所收敛。李迅雷认为,明年整体政策支持力度估计不会低于疫前水平,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仍然会高于3%,新增专项债规模或仍在3万亿元以上。

在财政支出结构层面,今年会议做了进一步所谓细化,提出“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李迅雷认为,这反映出未来财政资金在科技、新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会继续增大。另一方面,会议提及在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后续可能会推出一些税制方面的改革,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出力度也可能会有所增加。

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团队则表示,今年财政资金重点运用在民生领域,旨在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稳定微观企业经营,整体基建投资增速较为缓慢。预计明年财政政策将会适度调整,在抗疫相关民生支持平稳过渡的基础上,明年的基建投资,尤其是新基建仍有一定支撑。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居八大任务之首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居首的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会议提出,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此前,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科院院士白春礼表示,战略科技力量在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要起关键作用。一般来说,战略科技力量是在重大创新领域由国家布局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使命的科技创新“国家队”,代表国家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拥有一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国家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

白春礼举例称,“比如美国在二战以来组建的橡树岭、阿贡、劳伦斯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实验室,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领域和重大科技前沿领域开展持续研究,涌现出原子弹、互联网等重大战略科技产品和颠覆性技术,对于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科技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强调,特别是在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重大战略性科技领域,往往面临投资强度大、投入周期长、技术难度高、学科交叉广等问题,市场机制无法保障有效的科技资源投入,需要依靠国家统筹规划布局和长期稳定投入,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多学科、建制化优势,组织开展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的重大研究,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促消费提出“取消行政性限制”

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还包括“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会议提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

关于扩大消费,会议提出,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此外会议还首次提出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

日前,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指出,提高国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础。中国需要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推动基尼系数下降,形成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提振内需的基础。

申万宏源宏观研究主管秦泰表示,本次会议将扩大内需根植于收入增长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直指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根源。在过去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速常年低于名义GDP增速,消费能力不足是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不高的原因之一。

对于本次会议提出的一些具体政策指引,如“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和“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等,秦泰团队表示,预计政策层面明年会加快推进放松汽车限购、推动汽车、家电、家具等大型可选消费品下沉式分销渠道的建立和完善。

中金公司宏观研究团队张文朗等也认为,“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与11月18日国常会和12月10日商务部提出的“鼓励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一脉相承。

“种子问题”单独提出: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中的第五项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种子问题”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被提升至“重点任务”的高度。

12月19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表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种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现代种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尤其是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完全自给,杂交水稻亩产潜力突破1000公斤并保持国际领先,优质专用小麦面积逐年扩大,油菜、花生等品种也全部自主选育。

但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种业创新工作推进会上透露,虽然近年我国种业科技进步明显,但距离国际先进仍有差距。“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多来自国内,育种群体遗传基础狭窄,选择空间有限。我国畜禽遗传资源占全球1/6,但鉴定选育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他说。

农业农村部明确, “十四五”时期,要把种业作为农业科技攻关及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做强优势,补上短板,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强化种业科技支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建设现代种业基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种业体系。

“强化反垄断”列入八项重点任务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了明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这是中央层面近期第三次提及“反垄断”。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1日召开会议,也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前的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也提出“要统筹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促进创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高效配置。”

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表示,近年来,中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但与此同时,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

韩文秀同时表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要依法依规发展,健全制度规则,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垄断行为的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平台经济的许多业务具有金融性,有的钻了监管的空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

任泽平团队在解读会议时表示,新经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大规模资本的支持下,形成自然垄断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用户黏性更强,由平台垄断造成的危害消费者权益、榨取剩余价值、挤压小企业生存空间等负外部性可能更大,更容易出现消灭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甚至“大而不能倒”绑架金融系统安全。

任泽平团队表示,大型互联网企业应将数据和技术优势,不应局限在商业模式和流量变现的竞争中,更应放眼全球大国市场博弈,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排头兵的责任,着眼攻克更长远的前沿技术难题,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与国家战略相契合,也能产生巨大的创新势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积极考虑加入CPTPP”

本次会议还提出“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是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由原本参与TPP谈判的其他11国对原协定作出修改后形成的自贸协定,该协定在2019年正式生效,签署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庆义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表示,此前,中国对是否加入CPTPP的表述一直是“持开放态度”。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首次提出“积极考虑加入”,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沿用了这一提法,是主动性增强的表现。

苏庆义解释称,“‘持开放态度’是说不排除加入可能性,但不一定有行动。‘积极考虑加入’,则是说不仅考虑加入,还可能会主动行动。”

苏庆义认为,与几年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刚完成谈判时的情形相比,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有利于中国加入CPTPP。中国加入CPTPP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苏庆义认为,中国加入CPTPP有利于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型开放。中国的“入世”经验表明,加入一个自身暂时无法满足标准的协定,为尽量满足其标准,加入前的谈判过程本身就是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当加入该协定后,为满足承诺,也是中国不断完善自身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做法的过程。也就是说,加入标准高的协定有助于倒逼自身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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