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能出现胡耀邦这样的政治家

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是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十六年前他因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而去世，但他并没有从中国人民的心头离去。他生前心中始终装着人民，死后人民心中依然装着他。他的生平、事业、思想、品德，乃至音容笑貌，已经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抹去的历史性话题。今天我们有幸纪念他，感到格外欣慰。

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胡耀邦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以极大的勇气、热情和智慧，克服种种阻力，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奠基人之一。今天，只要说到解放思想，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说到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说到关于农业问题的几个“一号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在重重困难中崛起的“光彩事业”等等，只要说到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就不能不说到胡耀邦。他的英名已经和他的丰功伟绩一起载入史册，注入人民心田。

胡耀邦长期从事青年和知识分子工作，这是他的一个独特的工作领域。他反复强调对青年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他殚精竭虑，爱护、教育和培养青年，关心青年的成长。他本人始终朝气蓬勃，永葆青春。他是青年的没有代沟的朋友。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自己一生渴求知识。参加革命前，只念过半年初中，以致被某些狂妄自大的人讥为“小知识分子”，但他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终于成为一位知识渊博、能诗善文、长于演说的令人信服的大知识分子。他政治生命中的几度坎坷，几乎都和他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独立思考，保护知识分子免遭政治风浪的打击分不开。他是知识分子的可以交心的朋友。

胡耀邦受人敬重和爱戴，不仅在于他的思想和事业，而且在于他的品德。他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是忠实地实践革命圣徒的道德理念的楷模。他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下来以后，党内党外，对他的敬仰有增无减，形象更加高大，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的高贵的品德。李昭大姐在胡耀邦墓侧立石上题写的八个大字：“光明磊落，无私无愧”，胡耀邦是当之无愧的。

胡耀邦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普通人，他人格中最大的特点是真诚、坦率、正直。这是他的巨大的魅力所在。他是一位难得的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崇高和不幸，受人尊敬又令人惋惜，可以说都和他的理想主义分不开。他坚定地相信，他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就是客观真理，因而义无反顾，全力以赴为之奋斗，结果常常事与愿违。他以为党内同志特别是高层领导同志，都和他一样坦诚，因而可以真心面对，结果累遭不测。他自己从不整人，而且总是想方设法为蒙冤者伸张正义，结果自己却落了个挨整的结局。他克己奉公，严谨治家，几近苛刻，以为凭借这种表率作用，再辅以思想教育和一定的规章制度，经过三年五载，党风就能根本好转，结果预期一再落空。这一切令他伤感不已。尽管如此，他却初衷不改。他的真诚令人感动。他是一个透明度极高的政治家，一个真正的好人。

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胡耀邦也有他个人的缺点和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不必讳言的，也是不难理解的。令人惊异的倒是，在当代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居然能出现胡耀邦这样的政治家，这样富有人道精神的人。在当代中国，被称为“政治家”或“伟人”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言，没有几人能和胡耀邦相比。诚然，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好事，成就过一番事业，因而头上都有一个耀眼的光环。可是，只要转换一下视角，就不难看到，他们或者因为谎言被戳穿，神圣的根基发生动摇，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或者因为虚伪的面纱被揭去，“正人君子”露出了两面人的本来面目，正在遭人唾弃；或者因为在民主发展的紧要关头，扮演了段琪瑞、蒋介石都不曾扮演的角色，留下终身骂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将变得越来越渺小，直到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雾霭之中。与此相反，胡耀邦为人低调，处事随和，淡薄名利，没有那么显赫，可是死后却能在人民心中长存，而且形象越来越高大。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

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这是历史人物评价的最终分野。胡耀邦始终把自己投身的政党，看作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政治集团，而不是看作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权势的朋党、帮派；始终把这个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看作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指导思想，而不是看作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权势的“旗帜”、旗号；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仆人和儿子，而不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主人和老子。

当然，今天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看法是过于纯真了。但他是一个忠于信念，言行一致的人，他这样想，也这样做。这正是他的伟大和可贵之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在为民主自由、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中，将时时回顾他，从他那里吸取智慧和道义的力量。他是一个不朽的话题。人们将长时间的纪念他，谈论他，研究他。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本文作者孙长江原系科技日报副总编辑，张显扬原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