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中有两处值得注意。其一,他说到抗战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因为一已之私,使得接受变成了‘劫收’”,“铸成了大错”。(《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P14-15)其二,他说“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 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桥头盘查哨时,自认为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同上,P284)
这里,蒋纬国实际上分析出,在20世纪上半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冲突中,国民党在道义上存在许多问题,如官员普遍性的腐败,以及上上下下的专横跋扈;而共产党则正好相反,尽管实力上不如国民党,但占据了道义的高峰。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具有道义的合法性,得到人民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也。以蒋公子之身份,能这样认识问题,实属不易。
自然,我们----不只是我们通常会把道义性问题归之于政党的阶级基础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分析 1927年的国共分裂时,也认为当初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军阀,而接下来,城市的工人运动开始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一般财产权,农民运动则打击了地主和豪绅,“这样,从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就产生出一种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即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这样,城市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联系和对国民党的依赖便随着这种社会革命的威胁的增长而加强;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大部分成员,是拥有土地的豪绅阶级的子弟,但这个阶级现在已受到日益增强的农村革命力量的威胁。”(《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33-34)这就是说,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社会的有产阶级,因此在本质上不可能善待一般的人民大众。
但蒋纬国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当时之所以不能善待人民,并非国民党自身之过失,而是文化传统使然,大概是指中国的官僚制度传统从来就是视民众为草芥的,民众不必对国民党有特殊的奢求。但是,正如蒋纬国所承认一样,共产党却不这样认为,共产党走了一条善待老百姓甚至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道路,结果共产党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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