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00年前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其从建党、建政到宣示改革开放的独特历程，牵动着中国现代史的发展。长期钻研中共党史的台湾“中研院”院士、近史所通信研究员陈永发，于当地时间3月5日下午发表“从搞革命到延安的阴影”讲题，分享自己投身中共党史研究40多年来的心得。
2021年3月5日，台湾“中研院”院士、近史所通信研究员陈永发发表“从搞革命到延安的阴影”讲题，表示研究中共党史必须长时段、跨空间地看历史，并要了解中共的对手─国民党，以及其根源─苏联。（许陈品／）
投身研究中共党史的偶然与必然
陈永发表示，自己会投入中共党史研究其实有偶然也有必然。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所硕士毕业后，1969年去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来想研究接近社会学方向的上海城市史，但因同侪中有不少左派青年，受他们影响，开始关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同时，由于父亲为台军士兵，从小家中藏有许多军中的政治工作教材，耳濡目染之下，愈发对中共的崛起历程感兴趣，博士论文就以中国对日抗战期间中共为何会兴起为主题，经修订后以《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为题，于1986年出版为专书，这也是陈永发撰写的第一本专书。
陈永发指出，在撰写第一本书时，台湾还是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对中共自然没有什么好话或客观评价，而欧美学界对中共兴起有三派说法：民族主义、阶级革命，以及群众路线。他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县一级以下不存在公权力部门，地方上有非正式官员的保甲（保正、甲长），乡勇团练与仕绅家中护院等民间武力，农村中本就存在的社会团体，以及中共动员、组织的群众团体所构成。民国初建，国民党无暇也无力建立县以下的政权组织，只靠原有的社会结构行间接管理，然而中共却懂得训练下乡干部，发给许多文件、指示，告诉他们到了地方上怎么发展组织工作，打击农村中的土豪劣绅与清末以来就存在的会党，成功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掌握了国民党、侵华日军、傀儡政权想控制却控制不了的领域，也留下许多纸本的档案材料。
经过阅读大量档案后陈永发发现，中共在一些地方运用抗日的民族主义，其他地方借清算地主发动土地革命，还有的地区重视群众路线的下层工作，各地中共发展党组织的情况都不相同，因此，中共如何崛起并没有单一的起因与结论，自己也不会执着在“谁是爱国的”、“谁是抗日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
https://i.imgur.com/7ACskrG.jpg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称，博士论文经过改写后，于1986年出版为《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是自己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本专书。（许陈品／）
延安的阴影
陈永发表示，自己的第二本专书《延安的阴影》出版于1990年，本来的构想很庞大，但在时任近史所所长张玉法催促升等的压力下，才把书一半的原稿交出后升等通过，然而由于原稿粗略，且多注重在中共高层间的互动，看到手边尚有许多当年台法务部调查局保存关于陕北农村基层之材料，中国大陆可能都还没有，或是刚刚开始重视、挖掘，所以在书后补充了几个案例来印证。他称，这本书主要运用的也是从调查局里找到的材料，当时不准拍照、复印，能看到的资料全部用手抄。陈永发提醒，阅读档案材料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必须经常看，而且不能只看一遍两遍，也不可光凭关键词查询，会造成很多遗漏。
至于第三部学术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陈永发解释，时任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大猷（1907─2000年）在看过历史学家、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1895─1965年）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后深受启发，便规划了“最近两百年中国史”三部曲系列丛书（分为晚清篇、民国篇、中共篇），希望自己与刘广京（1921─2006年，晚清篇，未完稿）、张玉法（民国篇，《中华民国史稿》）两位教授合作，负责撰写中共篇的部分，即后来成书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此外，陈永发也非常感念吴大猷的提携，在写书遇到困难时吴经常鼓励自己“慢慢来”，迨书相继出版后，吴大猷不忘积极为作者们争取优厚的版税。
陈永发指出，往昔在美国读书时发现，当时历史学者没办法贯串历史，缺乏长时段、跨空间的视野，了解1949年以前者、不懂49年以后；知道1949年后者，不清楚49年以前，由此也体现对1949年后中共发展的无知。在钻研中共的同时，除了要了解其对手─国民党，更要知道其源头─苏联。陈永发强调，得益于中共有官修党史，想明白和中共官方立场、调性不一样的中共党史，自然会找《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来读，也突显了长时段、跨空间看历史的重要性。不过，陈永发也感叹，时代越近、资料却越少，写到后来往往只能依赖报纸或政大东亚所出版的《东亚季刊》（现《东亚研究》）等报刊作为信息来源的素材。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一版付梓后，内容错误不少，也引来对史实、细节掌握得更好的大陆学者高华（1954─2011年）、杨奎松等人的批评和指教。陈永发表示，大陆学者对自己的学术批评虽然有很大帮助，但“很遗憾并没有真正打开中共研究资料的大门”。陈永发解释，过去在研究闽西，也了解到该地区的档案馆的大致情况，却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拜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帮忙打电话沟通，许多档案仍无法调阅，印证了“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显示了人际关系也是做学术研究需要考虑的部分。
毛泽东要做马列主义圣王
https://i.imgur.com/FjigE3q.jpg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对全党进行了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使得中共全党上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VCG）
最后陈永发介绍自己正在写的著作─《毛泽东的马列圣王之道》。他称在写完《延安的阴影》时，看的材料其实有限，延安整风（1943年8月至11月）时确实有近1万5千人被冤枉为国民党特务，虽然经过甄别、多数人获得平反，后来还开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七大，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解决，很多人被逼自动“坦白”、承认是国民党特务。为何这些被整肃者不起来反抗、不痛骂共产党，反而高喊“毛主席万岁”？成为自己心中的困惑。
陈永发指出，高华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称毛泽东是本土的产物，有法家权术、儒家教化，彷佛与马列主义没什么关联，但他认为不应该这么简单认定。陈永发认为，融合了中国政治传统中讲求的“圣王之道”与外来的马列主义，并通过编纂历史、整风学习、审察干部这三个方面，来树立毛泽东意识型态的权威性与正当性。
陈永发在问答环节时提到，2021年正值中共建党百年，重申官修党史的立场：伟大、光荣、正确，以强化中共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然而在“路线正确”、“政策正确”之下，为何中共党干部在执行过程中把事情给做坏？例如中共在延安整风犯了很多错误，很多错都是自己造成的。反奸运动中，在陕西绥德成功动员群众8万人，另一个地方有14万，称其为“伟大的成绩”，但那些被指为特务者有多少人是经过审查出来的？既然是审查工作，为什么不公布审查结果？而且所谓的“证据”，十之八九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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