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从桌上放着的红双喜香烟盒里抽出一根，吸了一口，缓缓靠向椅背。他坐着的这家咖啡馆露天茶座不远处，是内环路高架桥。车流声持续不断地传来。咖啡馆距离广州小北地铁站步行约五分钟，价格低廉，是大海平时和别人“谈事情”的地方。“事情”多数时候指的是生意。“Fishing”，短暂停顿后，他蹦出了这个词，随后又用中文“捕鱼”解释了一遍——这是他看到的新商机，然而受疫情影响，他几乎一整年都没有工作了。
大海来自索马里，那是位于非洲大陆东部，在非洲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他的真名叫Dahir，当察觉到自己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不好发音后，他干脆取了一个发音相近的中文名。
今年是Dahir住在广州的第16个年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主要工作是给非洲商人做翻译。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州的小北和三元里一带逐渐形成非裔商贸社区，据多年研究广州非裔社区的美国人类学家麦高登估算，顶峰时，在穗非洲人人数在1.5万至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据去年4月12日广州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信息，2019年年末时，跟Dahir一样的在穗非洲人的常态数据是13652人，而疫情出现后，2020年4月的统计人数仅为4553人。
今年1月中旬，三元里的通通商贸城
做服装批发的中国商人Linda曾见证三元里的鼎盛，她告诉全现在，“以前商贸城里，黑压压一片，全是黑人，要不然怎么叫巧克力城？”“巧克力城”是中国人对三元里、小北一带的昵称，以巧克力的颜色来形容黑人聚集。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广州的非裔商贸社区自2008年起渐渐进入退潮期。Linda也感觉到，非洲商人逐年减少，疫情之后，由于不少非洲商人无法到广州，外贸城更显冷清。
赚钱
媒体和学者常常用“淘金”和“追梦”来描述来穗经商的非洲人。Dahir说得更为直白——赚钱。
Dahir出生于索马里的中产家庭，30多年前到北京留学时还不会说汉语。从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回国后，正赶上索马里内战，他长期没能找到发展机会。2005年前后，他再次到中国，这次的目的地是广州。
但他“来得太晚了”，彼时已经有不少非洲商人占了“先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非洲商人转移至广州的关键契机----受金融危机影响，那些原本在东南亚和香港的非洲商人，转向中国大陆寻找新商机。而彼时的广东省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省会广州自然成了他们的落脚地。1997年之后，广州的非洲商人呈现爆炸性增长，而他们在广州最早的聚集地，便是Dahir现居的小北。
在早期规划里，广州的对外商贸中心应是名为“淘金”的商圈，那里坐落着白云宾馆、花园酒店、友谊商店等亮丽的城市“门面”；而在广州火车站到“淘金”之间，则计划发展出广交会商圈。然而，广州火车站到“淘金”有四公里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两点之间还有大片待开发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本设计的广交会商圈演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商圈——“淘金”的高端国际商圈，和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的中低端服装批发商圈。
小北正好地处上述两点之间。上世纪90年代，小北一带陆续建起酒店、商务大楼、批发城等商贸功能建筑，但在地位位置上，它仍属于广州的城乡结合部，且不在市政发展的重点范围，因而形成了低物价、人流杂乱的区域。
此外，当时香港至广州的广九线终点站就是广州火车站，对于香港北上的非洲商人来说，已有一定规模的广州火车站服装批发商圈自然是方便的选项，而距离火车站只有两公里远、又物价低廉的小北地区，便成为广州最早的非洲商人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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