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韩寒

韩寒决定办一本新杂志。

今年五月份，他在自己的博客上以千字1000至2000元、远远高出行业标准的数额对外征稿。

“我就是要破坏这个市场”，他说，将稿费定为行业标准的10到40倍，是要抬高中国文化市场的价码，“中国做文化的人都穷成这样，我没有脸面说自己是文化大国的”，韩寒在博客中写道。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韩寒会办一本什么样的杂志？

出版人路金波说，这是一本青年知识分子杂志，将会影响百万中国人。

主编韩寒说，这是一本能够改善作者生活的、给年轻人以安全感的文学杂志。

当然，一贯自信的韩寒，使用的形容词还有“人文的、有观点的、有立场的??”

但是，从今年五月对外征稿至今，这本杂志却一再“难产”。出版日期一拖再拖、刊号至今未获批准、聚星国际的千万投资被他放弃、刊名“文艺复兴”被毙??

文艺不能复兴，杂志依然要办。韩寒说，如果十月底刊号申请再遇失败，将考虑改用书号。韩寒的耐心已经在拖延中丧失殆尽。

如果书号还不行呢？

“那就自己画个‘号’！”韩寒说，反正今年内一定要出。

韩寒说做定了这件事，他一个人下这个决心，让无数人感到高兴。

十年前，韩寒没有这个底气，他的悲喜，他的人生，除了亲朋无人在意。

十年前，韩寒只是《杯中窥人》这篇千字文的作者，虽然靠这篇文章他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决赛一等奖，但是新概念大赛走到今天，得奖者众，大浪淘沙，人们还记得几个？除了韩寒，也许，还除了那个他死活看不上的郭敬明。

十年前，新概念改变不了韩寒七门考试不及格和被留级的命运，但是17岁的韩寒怒骂一句“爷不陪你玩了”，改行去当畅销书作家。处女作《三重门》，一个月卖一百万册。说实在话，那时候，与其说是卖韩寒的才华，不如说是卖他的“行为艺术”，人们想知道，这个不带主流规矩玩的小孩，他是怎么想的。人们还想知道，这个小孩今后会怎么样。

十年后，当年那个前途未卜的小文青，有人说，他已经成长为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一份在网上流传的《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与艾未未、北岛、陈丹青等人并列其中。韩寒习惯了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公众也习惯了在公共事件发生第一时间去看韩寒的博客。看看他对这些事都怎么说：

今年9月，上海市民张军遭遇“钓鱼执法”事件。韩寒说，“这事太黑，所以一定是我执法机构办的事”，闵行区交管部门这样做，是为了“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人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今年6月，中国工信部要在中国销售的电脑上强制安装过滤软件“绿坝”。韩寒说，这是“一条毫无公信力的消息”，“众所周知，保护青少年从来是我们国家进行文化管制的最好借口”；

今年2月，一场大火将CCTV巨资建造的新大厦摧毁。韩寒说，“一个事实在政府报道中会变成假的。新的一代人已经成熟，他们将嘲笑这些国有媒体越来越多的做法，难怪这些媒体正在被时代所淘汰”；

一年前的9月份，因为一场与传统作家的激烈争端，韩寒的博客首次打败徐静蕾，以2.09亿的总点击量成为中国最受欢迎博主。从2006年开始写博客至今，除了赛车生活，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成为韩寒博客的主打内容。当他的新博客通过审查发布出来时，常常会成为媒体的头条。韩寒受到与他同时代的“80后”、“90后”们的热烈追捧，因为头脑冷静，他把同龄人热诚而混乱的逻辑转化为清晰的思想和犀利的言语；“60后”和“70后”们也喜欢他，喜欢这个小孩聪明、尖锐，并始终保持未被失望磨灭的激情。

他始终不吝于站在别人的对立面，被触怒的人恨不得打死他。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位高中没毕业的年轻公共知识分子有很高的评价，网民称其为“一个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一个时代的象征。”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韩寒并不显得很有兴趣，他说自己只是在由着性子去做，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以前只对朋友说，现在对大家说。

十年后，有人说，假以时日，他就是第二个鲁迅。

《中国画报》杂志有一份报告，把他的反体制和个人主义称为“西化的”，责问他：“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不认为一个东西可以被称作‘东化的’或‘西化的’，”他回答。“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适合人类。” 在我的印象中，韩寒本来就是，或者一直就是非常火的，而最近一段时间似乎变得更火了一些。究其原因，是因为韩寒不但成了《南都周刊》的封面人物，而且也成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重点报道的人物。然而，两家刊物的判断还是有所区别的。在《南都周刊》眼里，韩寒是“公民韩寒”，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在《时代》周刊那里，韩寒却是“中国文学的坏小子”（China's Literary Bad Boy）。与此同时，我也见到了周筱?先生在香港《明报》上发表的《韩寒就是当代的鲁迅》的文章。忽然之间，韩寒成了诸多判断句琢磨的对象，这在以前似乎还没出现过。

对于如此这般的定位，韩寒以他惯常的言说风格做出了回应。比如，当《青年周末》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别人封你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称号”时，韩寒的答复如下：“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厕所有时候是一样的，供人临时发泄，泄完了还不打扫，并且必须是免费的，你要是收五毛钱草纸费就还得踹你两脚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公共厕所，那么很多人只能在街上拉屎了。所以这个角色有时候其实很可悲的。但是，如果整个城市的人，哪怕家里有卫生间的人都来这个公共厕所大便，那么这个社会也许是乐观的。”这应该是一个很机智、很巧妙、很低调也很混不吝的回答。这个回答让人看到了韩寒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通过他的“解构”，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或作用也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了。

但我还是想认真琢磨一下韩寒的角色扮演。韩寒横空出世以来，似乎已扮演过多种角色。起初，他只是“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同时，《三重门》也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叛逆者。后来，他被媒体标举为“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再后来，他变成了一名职业赛车手，他也因此改变了旧时代文人那种白面书生弱不禁风的形象。而自从他开博以来，他又成了“意见领袖”。据说，一旦有公共事件发生，许多人就会去韩寒的自留地里瞧瞧，看看他是如何说法。那些说法通常都是机智的，一针见血或点中死穴的。于是看者无不称奇称快。我想，那些说法一定改变或矫正了许多人的看法。

显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韩寒并未入选；四年之后，在那份网上流传的《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本中，韩寒已与艾未未、北岛、陈丹青等人并列其中。这意味着韩寒已不是当年的韩寒了，他已具备了在公共问题上发言的能力，也具有了比较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尽管如此，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还是受到了一些质疑。比如，一位朋友与我讨论公共领域问题，便对当年《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王朔很是不屑。而以此类推，韩寒岂不是也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显然，这位朋友对于王朔、韩寒的入选或将要入选并不满意。而不满意的理由无非是当年的《南方人物周刊》制定了如下的入选标准：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若用第一条标准衡量王朔或韩寒，他们或许都不太够格。但问题是，他们确确实实已进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榜单。

这就有了一个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自从知识分子诞生之后，其传统已被左拉、萨特、萨义德等等所反复固定与润色。然而在西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传统似已难以为继，许多人毫无疑问是专家、学者、教授，但他们却不再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按照笔者看法，当代中国以1989年为界，也发生了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转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人才发明了“公共知识分子”一词，而中国的媒体也借用了这一说法。在我看来，用“知识分子”指称大家熟知的那种形象和行动，本已足矣，而之所以还要“公共”一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拯救行为和保护措施。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成了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

当然，说到中国的情况，情况也许会更复杂一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生存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其公共性往往是比较弱的。虽然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言说，但他们却常常是面向专业问题说话而并非面对公共问题发言。或者即使是面对公共问题，也常常是浅尝辄止或欲言又止。相比较而言，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则胆子更大一些，冲劲更足一些。他们并非不讲究说话的技巧，但他们更看重表达的及时性与有效性。于是，当体制内知识分子沉默不语或窃窃私语的时候，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则大踏步地走进了公共领域之中。当年的王朔是这样，如今的韩寒依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韩寒以及韩寒的同道们确实肩起了拯救知识分子的重任。他与他们所选择的角色扮演是一种回归，更应该是一种自我解放。

然而，在韩寒究竟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还是有些犹疑。如果说他是，他离我理想中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一定距离；如果说他不是，谁又能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呢？也许，我们不应该把那个标签看得太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声音。韩寒以他独特的表达方式撞击着我们这个时代这堵厚厚的墙，并且撞击出了它的种种喜剧色彩乃至闹剧色彩，我想这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