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共建党百年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崛起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带给台湾什么机遇与挑战？
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认为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作为自变项的力量在于经验力、组织力与学习力。
我从过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跟现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差异谈起。
当19世纪李鸿章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有强大外因迫使中华民族必须应对变局，否则从朝廷到人民都会面临消亡的威胁。所以当时被迫要变，目标是追赶西方。所以三千年的变局对当时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感慨与要应对的无奈。
而习近平今日讲“百年未有之变局”是告诉大家要变了，提醒大家好好应对。为什么习近平有此自信？这次变局因应来自中国内因的驱使，它本身是自变项，所以它有把握认识变局，且有能力引导变局。为什么有能力引导？因为规模够大，一动便引起注意。所以，当中国成为百年变局自变项，目标便不一样，其目标是小康、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那么，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作为自变项的力量在哪里？我认为有三个动力：
首先，是经验力。这指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将其社会化后变成整个民族求变的一套基因。三千年的变局大部分是知识菁英，一般老百姓没有觉得要变，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只变上层，基层没有变化。
https://i.imgur.com/F000lnM.jpg杨开煌认为习近平今日谈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与19世纪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差异。图为1895年4月17日，清代签署《马关条约》时的场景。（VCG）
因此整个民族求变的动力必须经社会化，把民族需要改变的事实变成一套历史教科书，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求变。中国近代史上，文革给中国求变的意志，特别是几代菁英求变的不变性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苏联解体让他们开始警惕不能用外国那一套，要追求跟西方不一样，如果跟西方一样就会被和平演变。
第二，是学习力。因文革有过“读书无用论”的典范，所以一般认为中共是反智的政党。不过，江泽民开始把专家引进中南海给领导人讲法律问题，自后从胡锦涛到现在，平均40天就有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所以中央开始学习，对地方跟基层都有影响，学习力的增加，会产生应对变局的武器。
但中共真正厉害之处在于组织力。简单来说，组织力能够在全国各地发掘、训练人才，进而培养并引进到自己的组织里。比如，中国学理工、经济与管理的人才基本会选择从政，但在国外，这些人才会选择从商。所以国外都是二流三流的人管理一流的人，因此政策落后于法律，法律落后于现实。但中国正好相反，当然中国危机也在此，是否能找到合适人才便非常重要。
https://i.imgur.com/4SEto7D.jpg中美大国博弈备受关注，两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是人们关注的焦点。（Reuters）
此外，组织力还需集中力量、政策的持续与共同富裕等。这些讲来容易但实际上非常难，除非是社会主义，否则做不到这一点。中国这一套挑战了西方现有的唯一性，所以中国内生动力会遇到三个挑战：第一，愈强挑战愈大，因为西方并不希望他强；第二，必须重探人类命运共同体跟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因全球化现在被丑化，如何嫁接是问题；第三，现在处境是未曾遇过的，因此中国、西方现有这一套历史归纳出来的知识，不足因应未来的危机，因此中国大陆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因为它庞大、够强，且有组织的能耐，所以大家不得不面对。
我认为当前严重的问题是，世界变成只有中国与外国，不是中国跟美国。我认为中共唯一策略就是，把中美新旧两强相争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转换到强调提供国际公共财的“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如果中国多分享、多提供，可能在国际棋局里，让持黑子的美国看到其情势已不足以用中外来对抗，这时就不得不服从，转移成“金德伯格陷阱”赛局。世界就会从极端、焦虑的世界转换成可期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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