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古巴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不仅致电祝贺大会召开，总书记习近平更致电祝贺新任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期望中古两国深化交流合作、关系历久弥新。事实上，中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始于清末，除了民国时期当地华人积极投入古巴独立战争外，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26—2016年）领导的革命运动成功后，古巴才转向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同时也反映了冷战期间两岸在外交领域的竞逐。
应侨界要求，中华民国驻古巴使馆于1931年3月28日兴建、同年10月10日落成的“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见证了古巴华侨华人投身古巴独立战争的历史。（聚焦拉美@微博）
投身古巴独立战争
在今澳门大三巴街末段与花王堂街交界的雅景花园，19世纪时曾是哄骗、招募华工前往海外做苦力的“猪仔馆”。（爱澳门@Facebook）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首批赴海外务工的571名华工抵达西属古巴的首府夏湾拿（今哈瓦那），开启了古巴华工开拓拉美地区的历史。然而，这些华工多是通过哄骗或劫持的手段，被澳门、厦门的“猪仔馆”贩运至海外，除了在长达五六个月的航程里可能会遭到无故殴打，或缺乏充足的食物、饮水与医疗死在海上，即使顺利抵达大洋彼岸，在甘蔗种植园中也会遭遇种植主残酷的劳动剥削，苦不堪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毛相麟指出，当时许多契约华工对当地统治者的奴役进行了坚决地反抗，但势单力薄，屡次起事都没有成功。1868年，律师兼庄园主的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 del Castillo，1819－1874年），解放了自己庄园中的黑奴，号召全岛人民拿起武器，发起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亚拉呐喊”（Grito de Yara），拉开了“十年战争”（1868—1878年，又称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序幕，广大受压迫的契约华工也积极响应、加入起义军。
华人对使团的信赖感
1870年5月9日，在纽约出版的《古巴之星》（Estrella de cuba）甚至提到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例如被古巴共和国前总统何塞﹒米格尔﹒戈麦斯（General José Miguel Gómez）称赞为“爱国和忠诚的中国人楷模”的中医王森（Liborio Wong，中文名Wong Seng）。由于有两千至四千不等的华人加入独立战争牺牲奉献，使得古巴华工获得各界肯定，成为华人融入古巴社会的关键一步。当战争结束后，1878年签订的《桑洪条约》（Pact of Zanjón）特别给予参加“十年战争”的奴隶和契约华工法律上的自由，如第三条规定，在起义者行列中的奴隶和亚洲人应当获得自由。
在此之前，清廷派遣陈兰彬赴古巴调查华工悲惨遭遇的调查报告出炉，迫使西班牙与清廷于1877年签订《古巴华工条约》，宣告中古之间苦力贸易中止，1880年古巴通过解放奴隶法案，才使苦力们迎来最后的解放。历经了这些事件，古巴华工深深感觉到正是中国使团的努力不懈，才让自己的人身安全获得保障；解放奴隶、古巴华人获得自由，更被20世纪初当地华侨华人视做陈兰彬的功劳。而后当华人遇到排华风潮等不利处境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通过国家公权力来维权，特别是对驻古巴使馆的信赖。
古巴政权变天 华侨期望局势安定
https://i.imgur.com/HtclcC2.jpg中华民国驻古巴使馆于1931年3月28日兴建、同年10月10日落成的“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至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4月才举行纪念碑揭幕仪式。（聚焦拉美@微博）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开始派遣驻古巴公使，并于1921年改为专任的特命全权公使。1930年，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凌冰应华侨们的要求, 在古中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筹建“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于1931年3月28日动工、同年10月10日落成。不过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又逢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纪念碑揭幕仪式推迟至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4月才举行。二战期间，有鉴于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线逐渐形成，1942年两国签订《中华民国与古巴共和国友好条约》，中古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次大战结束，美苏冷战格局形成，亲美的古巴领导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1901—1973年）始终与中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直到1960年为止。当时巴蒂斯塔凭借军事政变上台，但无力抵抗卡斯特罗兄弟、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年）领导的“人民社会党”（今古巴共产党前身）所发动之游击战（七﹒二六运动）。随着1959年元旦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成立，即使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立即在外交上承认新政权，但基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缘故，卡斯特罗选择与中国大陆交好。
1959年1月3日，古巴中华总会馆召开紧急会议，并由中华总商会会长朱秋垣领衔代表全体华侨商界祝贺“七﹒二六运动” 革命成功，表达对革命的赞同与欢欣之意，强调“自由古巴万岁”，并停业欢迎革命军队进入哈瓦那，中华总会馆与中华总商会还动员参与了在总统府前的大游行，以示华侨拥护革命政府。
为何侨界在此时会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政府呢？有位古巴华侨分析，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国势突变，给人以蔑视轻侮之机”；其次，战后东亚新兴诸国兴起排华运动，国民党政府未能强力交涉，无力制止对侨民资产的强夺霸占；再者，古巴华人保持在清明节准备金猪酒醴至陵园扫墓、祭祀先人的习俗，但西班牙裔却认为华人携带食物的致祭活动很不卫生，双方多有龃龉。因此，华人期望在时局动荡之时，能尽快有个强而有力、且受革命政府欢迎的中国使馆出面，以安人心。
建交后的风风雨雨
https://i.imgur.com/PmZ2EqV.jpg1959年，卡斯特罗（左）与格瓦拉（右）领导的“七﹒二六运动” 革命成功，建立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于翌年立即与中国大陆正式建交。（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960年，周恩来委派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曾涛为新华社驻古巴分社社长，开展外交活动。曾涛到古巴后，与古巴领导人的交往频繁且富有成效。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会见曾涛时，除了热情介绍古巴情况外，还特别表示：
“我把你看成中国的大使，我的大门对你是开着的，我这里的酒随时等你来喝。”所以在同年9月2日哈瓦那革命广场召开古巴人民全国大会上，卡斯特罗才会拉起曾涛的手向全场介绍“中国代表已经在这儿了！”同时又称“从现在起，古巴废除同蒋介石政权的外交关系！让台湾的代表马上离开古巴！”9月28日，中国大陆与古巴签属建交公报，古巴也成为第一个与北京政府正式建交的拉美国家。
在中国大陆与古巴正式建交后，双方关系迅速升温。在《中古经济合作协议》中，中方承诺提供无息贷款6,000万美元，用于帮助古巴建设24个工农业项目；接受200名古巴技术人员的培训任务。而出生于1960至1970年代的中国人，多半知道儿时有种零嘴—“古巴糖”，这是由于中国答应购买古巴原糖100万吨，并向古巴出口各种商品，体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支持。1961年，正值“大跃进”政策失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依旧承诺今后四年（1961年至1965年），从古巴进口120万吨糖，向古转口12万吨大米、供应4万吨大豆，甚至是军事装备：14.5厘米口径的四筒高射机关炮和45厘米口径的反坦克火箭筒。1963年10月，古巴遭受飓风侵袭，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向古巴赠送了价值4,654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美丽的哈瓦那》也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对于中国大陆的积极帮助，古巴选择在外交场合投桃报李，其中最著名的还是1971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1960年代，中苏交恶到极致、双方论战不断，而中古双方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开论战问题产生分歧，导致1966年中古两国经济和科技交流先后中止，包括中共与古巴共产党等其他往来关系全部中断，但双方政府依旧维持大使级外交与正常贸易。所幸不久后两国关系有所和缓，不仅互派了新任大使，古巴还在联合国大会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终使2758号决议文通过，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持续至今。
从华侨华人支持古巴独立，到二战后的冷战揭幕、“古巴糖”贸易、猪湾事件、导弹危机、中苏论战、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苏联解体、美国解除对古巴禁运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150余年来，中国和古巴有合作有冲突、有困难有援助，共同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风雨。如今古巴搭上“一带一路”倡议的列车，中国铁路装备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进入拉美市场，像是由大陆设计和生产的铁路客车—“加勒比明珠”，已在古巴正式投入运营。相信未来不仅古巴的基础建设能使人民受益，更能加速拉美地区的互联互通、实现“拉美一体化”，中古关系也能像列车一般，在新一届古巴领导人上任后，缓步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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