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中美爆发激烈冲突甚至科技战。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反复警告“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指抓住要害）问题”，补足技术弱项，并认为这是一项攸关国家命运的急务。
有理由相信，在内外部环境剧变的背景下，2021年3月中国大陆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循例通过《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四“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并披露更多的官方动作。事实上，早在2020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已提出一份建议稿，该建议首次将创新驱动作为发展的核心，宣称将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并在2035年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
在中美贸易战中被曝光的中国科技劣势，被中国政府列为首要解决的主攻方向。（Reuters）
迈向创新强国 从“研发”开始
3月，大陆全国人大将审议李克强内阁提交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此次五年规划将从文本上“落实”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有关建议，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便是中共如何谋划和实现203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
事实上，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时间较之北京的原定计划晚了五年。2016年5月，中共国务院曾发布重磅文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即是李克强内阁所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求在十年之内，让中国大陆由制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这份文件当时判断，“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因此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三个步骤战略：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如果中共十四五规划建议稿被完全采纳，将意味着北京实现第二步目标的时间延后5年，这应该是中共考虑到现实困难的变化，所做出的战略调整。
2015年李克强第一届内阁高调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成为随后中美贸易战爆发的重要诱因——当然，即便没有这一计划，中美的结构性矛盾也决定了冲突将不可避免。“中国制造2025”当时立足创新驱动，要求在新一代讯息技术创新产业、计算机数据控制和机器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能或可再生能源电力装备、农机讯息整合系统、纳米高新材料和模块化建筑及生物化学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十大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计划在2018年受到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阻挠，并成为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战场”，最后趋于“销声匿迹”。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中共定然不会放弃其最终目标，因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这不仅关乎当下，更决定着未来。
目前，十四五规划的全文尚未公布，但中共建议稿将创新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首次在一个五年规划中将创新专章论述，并置于建议稿正文的第一部分，意味着北京将创新视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将采取更大规模的动作。
从中共十四五规划建议稿看，未来中国大陆将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航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发挥，“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同时将为之提供一系列的支撑机制，比如人才战略、研发资金管理机制、市场效益转化机制等。可以预料，随着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提出，中共预料投入发动更多力量、集中更多资源率先攻破一系列关键问题，改善中国大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2020年8月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大陆共投入科研（R&D）经费2万亿零2,143.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2,465.7亿元，成长12.5%；R&D经费投入强度（占GDP总值）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
事实上，根据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研发投入支出总量在过去的30年内大增约35倍，1991年大陆研发投入仅为131亿美元，到2018年已经猛增至4,626亿美元，2019年则为3,424.3亿美元，预料2020年将延续从2009年超越日本开始算，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二的成长趋势。
同时，从R&D经费投入强度看，中国大陆在1991年仅为0.725%，位列全球第26名，整个1990年代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都没超过1%，甚至在1995年一路下探到0.568%（当年OECD排名倒退至第30名）。不过，随中国R&D经费投入排名持续上升，到2018年中国大陆排名连续3年保持第14名，R&D经费投入强度则上升至2.14%。据《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9年这一指标已上升至2.23%（当年排名下滑至第15名）。中共称将在“十三五”末，即2020年，将R&D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2.5%。这意味着随中国大陆经济总量在2020年突破百万亿元人民币，其R&D经费投入将突破2.5万亿元人民币，可能一举超越美国，跻身全球R&D经费投入最多的国家。
另外，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20年版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中国大陆在全球131个经济体中的排名，连续第二年位列第14。报导还认为中国大陆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领导者，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创新热点区域——美国拥有25个，而中国大陆拥有17个，德国和日本分别有10个和5个。
的确，中国大陆的巨额投入换来丰厚的回报。2020年中共称中国大陆科技水平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9.5%，169家国家高新区（国家级高级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产总值达12.2万亿元人民币。以华为为代表的大陆通讯企业，占据世界5G技术领先地位，以“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系列为代表迈入世界超级计算机前列，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领域，中国大陆也在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规划“创新”的四大理由
中共在创建创新型国家，并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动作，有其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必然性。首先，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所赖以依靠的制度红利与人口红利早已大幅衰退，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已经占到将近60%。这意味着，中国大陆未来发展必须转变成长模式，进一步挖掘科技进步的潜力。
早在胡锦涛时期，《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即认为：“我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薄弱。”习近平上台后，推行更大规模经济转型，要求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贯穿其中，即是源于此。
2016年中共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说得更明白。该文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中美贸易战作为一个偶发性事件，对大陆产业体系造成了重创——本土两大通讯巨头中兴被迫缴纳巨额罚款，华为在苦撑一两年后在断供压力下剥离“荣耀”品牌，其他大陆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也成为美国制裁目标，“中国制造2025”计划消声，但是，这一挫折让中共儆醒，更坚定地以“举国体制”推行科技发展计划，增加R&D投入，调整相关机制。
事实上，中美贸易战的发生，打破了很多人对中国大陆科技水平不切实际的认识，比如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每年专利申请第一和论文被引用量第二等等光环下，中国大陆科技发展水平仍然与世界最先进国家存在差距，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整体处于中低阶水平。
2020年12月，习近平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并将其视为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
再次，中国大陆科技研发投入存在结构性问题，而且机制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共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不仅抛出科技创新的未来发挥领域，更重要的是，它宣称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让国家在创新战略中扮演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同时鼓励企业发挥优势“自力更生”。
比如，2019年中国大陆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335.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成长22.5%；应用研究经费2,498.5亿元，成长14.0%；试验发展经费18,309.5亿元，成长11.7%。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6.0%、11.3%和82.7%。虽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涨幅超过试验发展经费增幅，但是后者在全部投入中的比例仍然占据八成以上，这实际上是造成中国大陆基础研发不足，在很多关键领域被掐住的原因。
中国大陆科技研发投入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即政府、企业和外资，其中企业研发投入一直占据最大比重。在市场经济，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倾向于立竿见影的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更重要的是，还会将这种倾向的影响，传导到人才培养等机制。
“举国体制”当然有利于在国家战略层面调整科技研发方向，但是这要求必须改变中国的人才教育培养模式、科技研发模式、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福利待遇问题等。
最后，从历史传统看，中共建政后即着眼于当时国家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依靠苏联的支持发展科技，并将其作为中国大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途径。1956年，中共仿照苏联科技发展管理模式制定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十二年规划”），根据当时中共元老聂荣臻领衔的规划，中国大陆完成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突破。
此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十年规划”）因为文革的打断而流产。到“文革”结束前后，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大陆的闭关锁国与阶级斗争耽误了后续发展，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彼时，美国提出“星战”计划，日本、欧盟也在技术革命的风潮下提出自己的国家计划，中国虽然刚刚从“文革”中解脱出来，但也根据“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提出了侧重于基础研发研究的“86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狂潮。中国大陆在“科教兴国”战略上提出多个科技发展计划。2003年“胡温体制”形成，以温家宝为组长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利用两年的时间制定并发布了一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这是一份影响颇大的15年规划，宣示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这些举国体制下的“国家规划”除少数因为特殊原因而流产外，多数奠定了中国大陆经济腾飞的基础和抵御中美冲突的韧性。
据大陆科技部2020年透露，15年规划成效已经评估过进展情况，中共正着手编制另一个“15年规划”《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预料该计划将在2021年内出炉，以配合十四五规划的推进。而面对积极蜕变的中国大陆，台湾或许也不需感到畏惧，如能顺势掌握大陆这般“创新”机遇及其发展变化，并进一步结合自身的创新与产业政策，两岸之间不一定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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