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等媒体以《卫生局出资建男同性恋酒吧》为题，报道大理“男同”酒吧将于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正式开业的消息之后，大理“男同”酒吧迅速成为全国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在11月30日，所有志愿服务者从酒吧撤离，刚刚开始试营业的酒吧在众人的关注中关门。（12月1日《齐鲁晚报》）
尽管胡锦涛最近参加了北京防治艾滋病志愿者活动，显示政府高度重视防艾工作；尽管我们的社会日趋多元和充满包容，但是，面对日益严峻的防艾形势，借“世界艾滋病日”的东风开始试营业的大理“男同”酒吧，仍然由于无知、傲慢和偏见而被迫关门，经媒体爆光的已婚“男同志”和志愿服务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对同性恋、酒吧组织者的冷嘲热讽，将危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从历史上看，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因为没有宗教的束缚，对同性恋一直比较宽容，与大规模、体制性迫害同性恋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截然不同。据报载，中国有两例同性婚姻：1990年福建一对男同性恋者和1991年广西一对女同性恋者申请结婚许可，经地方报中央获准。
1997年《刑法》废除流氓罪，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罪化的标志。事实上，1957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成年人间自愿鸡奸是否犯罪问题的批复》中就已明确表示：“关于成年人间自愿鸡奸是否犯罪，有待立法解决。”可见，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与同性恋有关的流氓罪，指的是对同性未成年人的性侵犯。
自1910年《大清刑律》废除1740年制订的惩罚“和同鸡奸”的律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再未明文将同性恋刑事化，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先进的。西方国家中最为开明的瑞典，直到1944年才取消了对同性恋的刑罚。
无知导致恐惧：纳粹德国大肆迫害同性恋者，理由是同性恋者和犹太人一样“玷污了德意志血统”，而且与共产主义有特殊的亲和力；自己就是同性恋者的麦卡锡参议员，出于冷战时期政治斗争的需要，叫嚣同性恋是斯大林输出共产主义的计划的一部份，掀起全国性的反同性恋浪潮。美国政府1953年解雇了531个“变态人物”，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禁止政府部门雇用“性变态”的人；北卡罗来纳州1969年才取消鸡奸罪的死刑，但仍然要判60年徒刑。
1998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通过决议，反对任何企图将同性恋者转变为异性恋的“治疗”，因为医学“只治疗疾病，不治疗人的本性”，这种“治疗”会给求治者带来焦虑和低落的情绪，并可能导致自残行为。2001年，中国颁布《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遗憾的是，在同性恋非罪非病化之后，同性恋者的境遇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不少人认为同性恋不生育后代违反自然和天道，请问：目前中国不孕不育的患者超过四千万，他们是否也应受道德谴责？自然界至少有五百种动物被证明有同性恋行为，未必也违反了自然和天道？与掌握常识、尊重生命的不同形态相比，嘲笑“异端”总是容易的，但往往也是可悲的。
来自卫生部的资料：“目前我国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马上被用来攻击同性恋者。那么，“异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达到40%”，是不是连异性恋也要反对？
正因为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比例上升，以及数量众多的同性恋者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和电影《断背山》的男主角一样“被结婚”，苦了自己、害了别人，社会才更应感知同性恋问题的紧迫。因为对出柜（同性恋者公布自己的性取向）顾虑重重，同性伴侣法和同性婚姻法都还“路漫漫，其修远”，处于地下状态的同性恋者，对未来缺乏合理的预期，感情生活采取蜻蜓点水的方式，性伴侣的增多和安全意识的薄弱，直接导致性传播艾滋病的几率加大。
大理以“男同”酒吧的形式将同志们聚集起来，由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进行相关常识的辅导，本来是一个充满希望、值得推广的模式，对减少疾病传播、增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没想到好事多磨，还不如“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文明发展到今天，对同性恋嗤之以鼻或带着有色眼镜，确乎是一种自我伤害的无能表现：没有能力和愿望去了解与同志有关的人权及科学常识，最终形成同与非同双输的局面。不知道，“男同”酒吧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彩虹，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更趋于理性和充满人性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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