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底,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足500米的一家餐厅里,武汉人姜俊楠害怕眼前的陶瓷碗筷不干净。他找服务员拿来了一摞塑料碗,分发给一桌人。

“疫情不可避免让人改变了很多,我也在心理脱敏的路上。”这位做了一次心理咨询的物业经理说。在那个瞬间,无形的不安就化身为一只只塑料碗。一场疫情究竟给这座城市的人带来了何种印记?或好或坏,又如何消解?武汉解封一年多后市民的心理重建还在继续这是他们的下半场抗疫故事

姜俊楠带着记者探访华南海鲜市场旧址。蒋迪雯 摄卖掉唯一房产陪伴家人武汉解封后的去年4月,39岁的文竹(化名)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卖掉了自己和丈夫名下唯一的房产。文竹一家三口住进了父母的房子,这是一套只有30多平方米的超小两居室,好在顶楼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大露台,9岁的女儿可以畅通无阻地在露台上撒欢。她卖掉的房子在武汉东湖景区边,180平方米,单价远高于其他同年代小区。文竹一度认为大房子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身份标识。但现在她放下了,“没有什么比多陪伴家里人更重要”。这样的转折,全是因为父亲在疫情期间的一场病:当时父亲得了重感冒,肺部有感染症状,疑似新冠肺炎。社区把父亲送入了隔离酒店。在父亲进入隔离酒店的1个月里,文竹觉得自己“断奶”了:原本刚毅寡言的父亲变得黏人,而在父母宠溺下长大的文竹不得不多方协调,争取让父亲早日回家。大学毕业后她一直在家做全职主妇,2020年3月成了她重返社会的第一课。1个月后父亲从隔离酒店出来了,4个子女虽然都在武汉,但是没有一个和他共同居住。但那场疫情以后,父亲的安全感正在慢慢被抽掉,甚至对网上的“养生帖”一概深信不疑。文竹和丈夫商量后,这个小家庭决定搬去和父母住。她想一边陪伴父母,一边考雅思,准备出国留学。现在父母这栋小楼和疫情前大不一样了,每天都有人声,兄妹几个轮流来串门吃饭。最近文竹给父亲买了一件新潮的衣服。如果放在以前,他可能会把它压箱底。但是前几天,父亲忽然提起了这件衣服:“我穿了,你说显年轻,但我觉得有点不透气,出汗太多了。”听到这些抱怨,文竹却很开心。关于卖房子以及出国留学的事情,文竹都没有事先和父母商量,她知道父母一定会反对。她说:“我要去远方独立生活,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在准备去留学的这一年里,文竹留意到这个城市原本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物,哪怕是街上老老少少悠闲地溜达,也是和谐的。但是她有更重要的生活使命,她说:“把迟到了十几年的青春补回来,再回到这个城市。”

文竹家的几名孩子去年夏天在家中阳台上做露天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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