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发距今已有55年，尽管中共已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做出否定的定性，但文革仍然是中国大陆公共讨论中的某种禁忌，至今仍有很多未公开的资料和禁区没有得到披露和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条件对全面反思文革形成共识。
文革至今仍是中国公开讨论中的某种禁忌。（视觉中国）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继2018年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对文革做出淡化处理后，今年为庆祝中共百年而推出的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将文革十年历史列入第六章第三节“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而在以往版本的中共党史中，文革十年历史均独立成章，篇章名称皆包含“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字样。
不少极左派借此在网络空间发声，言之凿凿地声称官方即将对文革进行重新评价，以至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专门在社交媒体上“辟谣”，表示不否定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与“认定发动那场运动本身是错误的”是“两回事”。
这一切都让近几年似乎在舆论场边缘化的文革话题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曾在《专论：文革55周年 是时候走出阴影》一文中表达应该正视并反思文革的立场，呼吁中共放下历史包袱，走出文革阴影。不过，曾在大陆有长期生活经历的台湾学者洪征明认为，中共“走出文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机会渺茫。
洪征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正视与反思涉及怎么看待文革的问题，而背后牵扯到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评价毛泽东。中共官方确实已经对文革给出结论，认为是“错误”甚至“浩劫”，对毛泽东也有功过七三开的盖棺定论，这些评价都颇为中肯。
但是对于得出这些结论的研究过程，以及在历史问题决议出台之后至今，中共内部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的党史研究专家得出的成果，普遍没有向社会公开。其中的原因，洪征明认为是这些研究内容直接关系到中共政权的正当性。
“毛泽东究竟为什么发动文革？还是要剖析毛泽东这个人。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但并不是一个适合守成的建设者，打天下是他所长，但把建设当革命来搞，用‘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思维方式来治理国家，只会把事情办砸。同时，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前车之鉴放在那儿，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
“对文革追问到最后，会发现给一个民族造成巨大创伤的悲剧的原因，是个人的权力欲望与不安全感作祟。”
不过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相对主流的看法是，不能将文革的成因简单地看作权力斗争，毛泽东发动文革固然有巩固个人权力的考量，但也不能忽视毛泽东内心的“革命理想”，当他看到官僚机器内部明显有出现腐化、僵化的危险，希望用继续革命的方法，由“大乱”达到“大治”。
但洪征明认为，这只是一种对“国父”涂脂抹粉的说法。“文革发生的时候，中共建政已经十几年，这中间的政治运动跟转变已经反复多次。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当年斯大林（Josef Stalin）和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分歧，是通过搞运动来建设国家，还是用计划经济、循序渐进的方式。苏联人达成的成就，恰好就是官僚集团达成的成就，而不是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不断革命的途径。”
“大跃进其实就是一次‘大革命’，大跃进的失败就已证明此路不通，毛泽东本人还被迫公开作了检讨。这些事情，毛泽东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所以对毛泽东而言，发动一场更大的运动，肯定对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很有帮助，至于是否能够彻底矫正‘乱象’？恐怕毛泽东自己都不相信。为了给毛泽东开脱，后人只能强调他是为了一厢情愿的信念却让这么多人遭受苦难与死亡，也算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宣传策略吧。”
所以中共内部对于文革的研究，官方不可能允许流传到社会上，放开讨论就更不可能了。洪征明表示，对西方国家来讲，政府存续的正当性来自民主选举，尽管很多国家与地区的民主选举已经沦为“打烂战”（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不那么差），但那些地方的人们仍然坚决笃信所谓的民主价值。老百姓既然可以投票撤换政府，就不需要革命推翻国家。
但是对长期执政的中共来说，身上承担着“无限责任”，“做得好全是你的功劳，做得不好你要承担所有责任”。中共的宣传一直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而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创伤又非常非常严重，“不客气地讲，伤害甚至超过内战，那么中国人民是否可以重新选择？这就好像你做了100件好事，也没办法弥补你当初做的一件大坏事，何况这件坏事的规模，可能比你那100件好事的总和要大的太多。”
洪征明强调，学者可以只将文革作为严肃的历史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可一旦这些研究内容公开，老百姓会怎么想？再加上如今是自媒体时代，各种片面解读、断章取义乃至谣言到处都是——当然，并不只是现在，拥有高阶思辨能力的人永远是人群中的少数——导致民众很容易被煽动。
所以从现实政治考量，中共没有任何动力去“正视”、“反思”文革，“官方可以让一些信得过的学者关起门来做研究，但绝不会让相关的讨论大面积公开。或许官方的策略就是让人们对文革自然遗忘。”
https://i.imgur.com/96IGohB.jpg类似中国已故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这样公开为文革中的言行道歉的人物，在中国大陆仍然属于凤毛菱角。（视觉中国）
对于记者“这样的做法太过实用主义”的反应，洪征明表示，中共执政最核心的原则本来就是实用主义，改革开放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极致体现。或者也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教条到了极致，邓小平时代则一度在相反的方向走到了极致。“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除了长期执政这一条是前提外，没有什么是不能讨论的。”
“中共的大战略是，再过几十年，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在世了，等后来的人们仅仅把文革当作历史记载，对那些曾经惨绝人寰的现场、那些冲击、那些伤痕都没有共鸣了，也就是民众很难因为文革被煽动的时候，文革对中共的压力也就慢慢缓解，甚至问题就这么解决了。中共始终都很难把文革作为客观学术问题去放开研究，对研究的过程与细节都不愿意面对，更遑论正视与反思。”
在反思自身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德国人对于纳粹的反思堪称全球榜样。但在洪征明看来，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战后的德国政府对历史的诠释做了战略性的切割：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民与全世界被纳粹奴役或侵害的人民一样，都是纳粹的受害者，都是被纳粹利用、奴役的对象。
这是一种“我者”与“他者”的区分，巧妙地将德国人民也归到受害者的一方，同时政权又已经更迭，纳粹已经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二战后的德国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德国，所以德国总理自然可以为“前朝”的不当作为公开道歉。
洪征明表示，海外对文革的研究非常多，包括香港、台湾都有大量的研究，并不是全世界都不知道文革中的各种细节，只是大陆这边不愿意面对。不肯面对当然是出于政治考量，毕竟中国没办法像德国那样做出切割。“官方虽然没有明说，但最好的方式显然就是存而不论，给一个中肯的结论，过程就装作没看到，甚至也不许你们仔细探索了，因为越探索越不堪。”
可文革“心结”如果一直不去解开，由此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香港、台湾、国际社会可以一直因循文革给中国贴上专制、暴力、人权保障落后的标签，这样的思维定势将很难改变，包括借文革质疑中共政权的正当性。这对于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来说，将会是扩大开放路途中的一种损耗。
特别是可能在不少台湾民众心里，国民党此前执政时已经就“二二八”道过歉，而大陆对于文革的消极态度，可以当作拒斥两岸统一的“武器”。
洪征明认为，在中国的执政党与国家紧密结合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文革恐怕将一直是“原罪”。在他看来，相比文革，六四是未来更容易透明化、脱敏的事件，是可以摊开来说的单一历史事件（尽管六四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和文革具有辩证关联性）。
“即便西方不认同，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六四）当时的情况是可以被同情地理解的，甚至人们会认为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未必是错的。对单一历史事件的功过评断并不很困难，只是在今天中西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很多境外势力的问题，让六四显得敏感。”
而文革则关系到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与六四的份量天差地别，“六四或许只是个（中共的）小污点，甚至在我看来都不见得算是污点，文革真的是一塌糊涂了。”
https://i.imgur.com/Z35zVkP.jpg一些观点认为，六四相对来说性质比较简单，而文革则复杂得多。图为2018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具体到文革与台湾“二二八”的对比，洪征明表示，马英九在任台湾总统时，国民党对“二二八”的处理很糟糕。道歉可以，但在道歉的同时必须澄清历史真相，可台湾对“二二八”的解释权在绿营手里，所以马英九道歉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屠杀了台湾的百姓，所以要谢罪。
事实上大陆国台办对“二二八”的叙述更接近史实，即“二二八”本质上是国共内战的延伸。当时（台湾岛内）很多起义的组织者并不是想搞台独，反抗国民党统治是因为向往“红色祖国”，所以才想挣脱“白色祖国”。洪征明强调，国民党和马英九对此完全没讲清楚，就贸然进行所谓的“谢罪”，就会造成来自大陆的外来统治者向台湾本地居民谢罪的印象，这比不谢罪还糟，反而坐实了绿营对蓝营的指控，并且助长了台独。
说回到大陆文革，洪征明认为即使“彻底反思文革”未来会成为理论上的某种共识，但现实中不会有人敢于去冒这个险，没有人想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即便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毕竟造成了前苏联“亡党亡国”的事实。“对于在体制内爬到高位的人来说，我道歉，或者我态度坦荡，并不会为我在政治上加分或者带来更多执政上的好处，甚至可能一不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被赶下台了，所以会有人这么做吗？”
“以长期执政为核心目标的思维，比较多的是‘修补’，包括一定程度的掩盖，哪怕是通过加强控制的方式。至于坦荡面对（文革），鼓励反思，放开公开讨论，不会在高层人物的选单列表里。”
至于当前网络上出现不少“重新评价文革”的声音，洪征明认为官方不可能这么做。哪怕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两代人过去了，但毕竟有太多的历史文献记录，包括研究放在那里，证据历历在目；如果有一天改口说文革是一件好事，会对老百姓的认知造成非常剧烈的冲击。
“现在对老百姓来说能够接受的一点是，官方对文革的结论很清楚，就是‘错误’、‘浩劫’，至于当年发生过的蠢事、坏事，就不多提了。可如果一旦对文革的评价反转，老百姓的认知就会非常的错乱，因为有太多与评价矛盾的客观证据在那边，会让人没法接受对文革的正面评价。这种反转反而会变成一个乱源，不利于党的统治。”
在洪征明看来，现在只有一些少数“毛左”会比较怀念文革，或者觉得文革有正面价值。这一群体又可以细分，其中的大多数应该属于文革之前本来没有什么社会资源，但在文革的过程中趁机攫取了利益与权力的群体，当然还包括这些文革中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但如果是绝大多数人受到迫害，少部分人取得利益，那么结论就很清楚，这件事情当然是不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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