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次变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三孩”引发舆论关注。中国稍早前公布了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尽管中国官员一再表示，中国人口红利仍存，但数据表现出的状况让北京也无法继续压制外界对中长期中国面临的高龄少子化人口危机的担忧和议论。而中国的邻国日本是高龄化少子化国家中的典型国家，日本政府近些年来在应对人口问题上也尝试了很多办法，正如日本官员说的那样，人口危机的背后实质是年轻人群体的危机。
中国全面放开三孩的政策发布后，中国网友似乎并不“领情”，网络上多是调侃之声。（新华社）
那么，对于中国此次出台这一政策的考量是什么，面临何种挑战？日本的经验和政策实践又能给中国怎样的启示？而更重要的是当今年轻人的困境究竟是什么？就这些疑问，特约记者刘海鸣在日本采访了有关人士。
三孩政策的前方
5月的最后一天对于媒体和舆论来说是震撼的。这一天，也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前一天，中国官方发布消息称，中国将再次变更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次步子迈得更大——全面放开三孩。
而就在不久之前，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备受国际舆论聚焦。因官方迟迟不公布数据还导致的外界的一连串猜测，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报道称，“知情人士指中国人口跌破14亿”。虽然之后中国官方对此报道进行了反驳，但依然不能大小外界的疑问。
中国虽然很快公布了人口普查结果，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表示，中国人口红利仍存。但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现存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人口结构性问题和未来中国人口发展危机已经初步显现。
“中国此时出台放开三孩政策，正说明中南海对中国人口在未来数十年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有清醒的认知。”日本全球人口观察与研究学会高级研究员真田林理表示，中国人口面临的挑战在10多年前就已经见了端倪，但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政策。
而对在此时间节点上调整政策，真田认为，中国面临人口挑战，政策效果落空的可能性非常高。他表示，日本在经历的数十年的人口减少痛苦历程，非常明显，中国也正在这样的一条轨道中行进，只不过中国的体量更大，前景预测更难。
真田称，中国政府可能希望借由政策的调整制造新的婴儿潮，正如在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婴儿潮那样。但对比日本的做法可以发现，早在日本开始出现高龄少子化问题时，日本政府就已经接近全力进行类似的尝试。
最近的安倍政权时期，政府更是提出了“一亿人总活跃社会”的目标，执政的自民党推出了很多有利于生育的福利政策，包括更好的补贴、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以及企业对于生育夫妻的照顾。
但即便如此，日本仍未能遏制住人口的整体颓势，2020年的统计显示日本人口减少42万人，创历史最大减幅，同时也是连续12年人口减少。
真田认为，即使中国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口仍在增长，但从各项指标分析来看，中国人口增长确实正在结束，而中国人口出现下降的规模也是目前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造成的国际冲击也将是巨大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进入到人口萎缩时期，将使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受到重创，从而波及全世界。”
真田认为，中国政府放开生育政策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与日本不同，问题在于中国属于低福利社会，同时发展又处于高度市场化的成长阶段，社会矛盾丛生，从贫富差距问题，到社会基本保障问题（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中国目前仍在努力解决这些，但这些复杂的社会改革需要时间，而现实情况又将成为对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因素），这将对中国的政策形成抵消效应。
真田说，日本人口的负增长是伴随着经济停滞、社会改革乏力与阶层固化产生的，人口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其背后与国家发展动能的衰落十分有关。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前期迎来一波婴儿潮，其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中国转向改革开放政策的上升期，整个国家充满了向前走的势头。“但由于当时国力所限，中国政府在面对这波婴儿潮时表现的相对保守，选择了用政府强力进行人口管控。”
真田表示，而中国今天面临的局面和当时完全不同，尽管国家表面上依然处于上升期，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的上升势头开始钝化，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中，负面观点占比在上升，不安全感在加大。加之此前说过的社会贫富差距巨大，阶层开始固化，少数精英掌控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模式并由此形成与之配套的社会运行治理系统，抑制了一般中国民众确保生育的经济能力和国家保障能力。
因此，相应的一整套系统不发生变化，中国甚至还有可能从低生育率滑向超低生育率。
日本实践的成与败
在东亚地区，还有一个国家在更早的时间点上就开始受到少子高龄化人口问题的困扰，这就是中国的邻国日本。
近些年来，日本为摆脱人口困境可谓是想尽办法。政府出台多种措施提升生育率，但显然这些举措对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日本前厚生劳动相柳泽伯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政府解决少子高龄化是失败的。他认为，首先日本针对解决少子老龄化政府系统配置就出现了问题，日本政府不断的为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设置指挥塔，而这些指挥塔仅仅存在于中央政府层面，地方上没有任何相关人员配置，根本无法将政策在各个地方进行贯彻，这也导致日本政府的政策执行力被层层削弱。
“目前日本政府据说将要设置‘儿童厅’，但如果不改变现状，恐怕命运也将和以前设置少子化大臣一样，我没有多大期待。”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2/oid689680_1.jpeg评论一般认为，日本在提高生育率上的努力并不算成功。（Getty）
柳泽认为，日本的少子老龄化政策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没有出台相应政策彻底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没有为年轻人创造稳定的工作岗位。
“此前统计来看，现在大约有4成年轻人工作在非正规雇佣岗位（小时工）上，这些岗位很多都是年轻人被迫接受的，并非是类似专业技术岗位等年轻人主动有意愿接受的岗位，这种非正规雇佣在日本正越来越多。”在工作不稳定的状况下，日本年轻人不可能考虑结婚或育儿。
柳泽表示，以前，日本施行的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但在长期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日本已经将这种模式扔掉了，开始导入竞争和最低工资制。虽然竞争带来了景气状况的改善，但是年轻人对于将来薪资能否上涨的期望也很重要。而目前，陷入长期通缩状况的日本在薪资上涨方面给人的感觉是绝望的。
尽管认为人口增长无望，但柳泽却认为，日本即便人口降至7,000万至8,000万人左右，依然有很大的希望长期保持大国的影响力。这主要取决于日本将利用科技进步保持全球领先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决心和能力。
而对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柳泽认为“这主要需要政府和企业转变思路，在全社会形成‘用恶劣的非正规雇佣就雇不到人，企业用更多的利润回馈员工’的氛围。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非正规雇用，将会对日本的少子老龄化产生积极影响。”
中日年轻人的困境
目前，日本年轻一带已经进入“低欲望”、“草食系”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日本年轻人不喜欢谈恋爱、不喜欢结婚，不愿意消费，不愿意出国旅行，甚至不想工作等等。而与日本社会相似，近些年来，中国年轻一代“躺平”、“内卷”现象严重，稍早前中国网络上还出现了《躺平即正义》的奇文。
日本柳泽国际智库高级观察员上田明石认为，日本由于受到泡沫经济破灭打击，经济停滞已超30年，年轻人的发展动能遭遇国家系统性经济功能紊乱的打击，包括严重的通货紧缩以及企业的收缩型发展模式，这些社会环境造成日本年轻人低欲望的生活模式。
但由于日本是发达国家，国家对民众的支援能力和确保社会法治保持公平正义的能力相对较高，使得日本年轻人即使“躺平”，也能够维持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享受到较高的物质生活保障。
上田认为，日本年轻人今天面临的困境，是日本在战后经历高速增长期一跃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国家迷失前进方向，导致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平台造成的。但即便是这样，日本在全球主要工业国中，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准的社会公平性。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2/oid689680_2.jpeg关于“躺平”的讨论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种亚文化。（Getty）
“但中国年轻人出现的‘躺平主义’与日本年轻人的‘草食系’有很大差别。”上田称，中国社会在经过改革开放后的数十年高速发展后，社会不公平造成的矛盾已经突破某种极限。中国已超越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亿万富豪，也造就了数量庞大的富裕阶层，尽管这一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人口总和，但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依然属于极少数。
这样的少数精英目前掌控着中国绝大多数资源，拥有话语权并影响国家的决策。这就导致中国的决策实际上已经开始向着有利于富豪与富裕阶层的方向制定。
上田表示，中国推行一套严密的精英治国政治体系，“这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系统，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在模仿这套系统，造就中国社会层面巨大的竞争和高低落差，也将普通的中国人按照其所在高度进行‘身份等级’划分，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官员、国企员工等体制内人员享有的一般公民不具备的特权看出。”
上田认为，中国年轻人的躺平主义和内卷化现状是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结果，“掠夺阶层”占有了太多的资源和空间，使得人数占大多数、地位相对弱势的年轻人只能在更有限的资源中竞争，“这是内卷化出现的主要因素。”而“躺平主义”可视为非精英阶层在上升通道，乃至最基本的公平回报上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做出的最为无奈的选择。
上田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社会言论管控加剧，自由表达渠道受到了很大压制，无论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无法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这也是造成年轻人选择“躺平主义”的原因之一。
“底层年轻人的诉求无法被正视，甚至还会被媒体扭曲，造成社会的‘集体幻想’，特别是精英阶层和统治阶层的感觉失真，无法及时应对，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
上田最后说，中国要解决年轻人的“躺平主义”，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而现有的改革节奏实际上已经无法遏制社会的两极分化，尽管中国官方在很多场合下表示中国将通过发展解决目前的社会矛盾，中共在理论上也将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发展已经出现了钝化的现象。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完成，中国发展的钝化将加剧，发展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
“中国需要在完善国家公平正义和建设法治国家上作更多的努力，这也是习近平能否引领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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