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6月4日，中国军队的坦克无情碾压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场当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和平民主集会。32年后的6月4日，港人30年来年年举办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变成了禁区，警方再次以新冠疫情为由，拒绝为六四烛光晚会放行。每年六四纪念日的维园烛光晚会一直是香港“一国两制”的重要标志，但随2020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生效，六四纪念也成为可能要付出牢狱代价的行动。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组织者，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人李卓人和何俊仁先后因各种所谓参加未经批准集结的罪名入狱，多年十分低调的支联会副主席、37岁邹幸彤则在6月4日当天清晨被香港警方带走，只因为她决心在如今肃杀的政治环境下，坚守港人32年来的承诺，要在严寒中守住烛光。但是无数港人还是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角落，点亮星星点点的烛光。被迫流亡世界各地的港人也在不同地区，参加当地的六四纪念活动，继续他们32年来的坚持。
6月4日巴黎市中心，由著名汉学家侯芷明女士领导的团结中国协会、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联合发起的六四纪念集会上，可以看到很多香港年轻人的身影。Alex（化名）就是其中一位，
Alex :“ 我今天在新闻和网络上看到香港纪念六四的烛光遍地开花，还有小型的游行，很感动，感觉港人的那种热情又回来了。因为很久都没有这类游行活动，好像民主运动有些冷却了。现在我看到大家还是很有热情，那种冷却只是因为没有时机，大家还是十分支持这项活动。所以，在新闻上看到到处烛光、电筒，我很感动。”
法广：六四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Alex : “我觉得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事件），是中国比较大型的镇压民主运动事件，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它不能被遗忘，不能像在中国那样好像事件没有发生过，对这段历史装作不知道，使得以后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我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学习以前的历史，看看历史上前辈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为我们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法广：前几年，尤其是雨伞运动之后，很多香港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不再愿意参加支联会组织的六四纪念晚会，觉得那是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与香港人无关…………您今天来这里参加在法国首都的六四纪念活动，对此怎么看？
Alex : “前几年（香港）本土运动很流行，他们拒绝参与（六四烛光纪念），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政府推动中港融合政策，让认同危机达到一个新的高点。所以，他们想找到一个出口，去建立自己的集体意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样的活动（事件），作为人类，作为地球人，还是值得纪念。就像二战纪念日，我们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俄罗斯人，但我们还是要纪念这种对抗法西斯、对抗极权的行动。还比如法国大革命，我们不是法国人，但作为历史事件，还是要纪念，很有意义。”
“只要不投降，那就还有机会”
2012年人在法国的香港女青年阿乐（化名）就在法国参加了声援黄志峰等中学生在香港发起的反国民教育科的抗争运动。2014年，她又毅然返回香港，参加雨伞运动的街头占领行动。2019年，她是反送中运动街头抗争队伍中的一员，同时也与并非政治明星的素人抗争者，开始在国外，与政界人物以及民间团体接触，陈述香港抗争运动的诉求。如今流亡在外，她也为港人在国安法重压之下的坚守感动：
阿乐：“今天其实是很感人的一天。因为………应该这么说：2020年我就发现，原来所谓的民主或是这样一种制度，可以这么容易地在去年7月1日国安法开始后一下子崩溃！从教育，到新闻自由。不只是，独立记者最可怜。有很多很多麻烦。林郑月娥上个月说，有意要针对“假新闻“立法！他们也收编了，等等，等等。一些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东西，原来可以这么容易被攻破！我真是有点被吓到。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心里默默地不想放弃。但今天还是很让我感动，因为可能（街头）没有两百万人那么壮观，因为那也不可能，警察很早就说：穿黑衣，拿蜡烛，就是非法集结，那就要面对五年的刑期，这很可怕，但是今天，香港人，说是不让去铜锣湾，但铜锣湾其实有很多人。有些人是去旺角，有些人去不同地方，有人是在自己家里……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这种逆境说”不“，对政府说”不“！这让我非常非常感动：香港人还在！当然我一直知道大家还在，但是现在的状况真的是很难，比任何时候都难。”
六四：一次重要的政治启蒙
八九六四发生的时候，阿乐年纪还小。但她表示，六四对她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启蒙。如今回想起来，语气中仍能听出努力压抑的感动。
阿乐：“六四的时候，我还是小孩。但六四对我来说是一次启蒙。那时候，我的那家学校非常注重这件事，我爸妈也很注重。我们每天晚上都看新闻，从4月份就开始（法广注： 1989年4月15日，被看作是改革派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次日，北京一批大学生前往天安门集会，由此开始一场规模不断扩大的争民主和平静坐运动）。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自由。爸爸妈妈就给我讲哥哥姐姐在争取什么、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叫出版自由、他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支持他们……我那时候，中学和小学合在同一学校。我是小学生。我记得有几堂课被取消，去礼堂看中学的哥哥姐姐怎么辩论，比如什么是自由。有人是正方，有人是反方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的老师也是一腔热血。他们发给我们一些工作纸，让我们画画，将心中怎样感受。那时候，我爸妈也会带我一起上街（游行），我觉得好像一次家庭活动，很开心。初始看，很好玩。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一种很重要的启蒙。 ”
“六四惨剧发生的那晚，我记得妈妈在医院工作，听到消息很伤心。爸爸在家里看电视。我那天被吵醒，因为爸爸在哭。我起来去看，真的以为他是在看电影，是在看战争片。但走近后，爸爸说那是一场屠杀！他在哭。我当时被吓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坦克。可怕的是，我后来才发现坦克原来是战争用的，而在我的印象里，对我来说，就是六四的坦克！很可怕。”
“长大后，我记得有机会去北京，站在天安门的时候，我哭了……那时候，（事件）已经过去很久。我已经十多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但是，站在那里，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又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还有图片。我记得（六四）那天之后，我去上课。我记得老师给我们一人一张纸，让我们画画，表达感想。现在回想，那些老师非常好，他们照顾到小孩的情绪。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真的记得很清楚。大意是：在你要去冲破一些规则的时候，那些规则会来反噬。你只要不投降，那就还有机会……大概是这样，因为太遥远了。所以，对我来说，无论是对个人情感上，还是政治启蒙上，（六四）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大型的民主运动。“
“只要不投降，那就还有机会”，这正是港人30年多来争民主的努力，虽历经挫折与打压，却始终不肯放弃的动力。
阿乐也是一个”非洲-香港法国联盟“（Afrique-Hongkong-France-AHKF)协会的成员。该协会曾在去年7月联合非洲香港法国三地不同国家的人士以及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在巴黎组织反对港版国安法的游行活动。她表示大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强权的抵抗。目前有来自非洲和亚洲等地的14个国家的人士参与活动。6月5日下午，他们在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再次集会，表达反殖民诉求，反对经济殖民，也反对文化殖民。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向法国民众介绍他们的诉求，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彼此理解，认识对方。阿乐特别指出，这次活动一个特别之处，是一群来自表面上完全毫无关系的国家的人士集合在一起，找到共同点，相互支持。
维园多风雨 烛照自由港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5/oid693470_1.jpeg维园多风雨 烛照自由港
香港纪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已进入第32个年头，支联会等组织纪念的团体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和法律压力。但香港人依然采用各种方式来向这一运动致敬，彰显出香港社会特有的风貌。请听本台记者王允的专题报道。
进入五月底，香港已经暑热难耐；对于计划按惯例纪念六四的香港人而言，政治气候也并不友善。
香港支联会在5月29日中午接到香港政府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的裁决，他们针对警方反对六四纪念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决定提出的上诉被驳回。
国安法下的首个“六四”
“我们今年也看到，香港的形势，无论是政治的情况，还是法律的发展，都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支联会的常委会已经有决定，如果没有办法进行合法的六四周年纪念会，我们是不能强行做下去，”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当天晚上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对这一结果并不意外。
虽然警方拒绝的理由是要减低新冠病毒的扩散，但到5月29日当天，香港本地感染新冠肺炎的案例已经连续28天清零。蔡耀昌说，从低疫情等客观条件看，要集会并不是不可以。
蔡耀昌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属于所谓的“戴罪之身”。就在前一天，香港法院判决，因为牵涉到2019年10月支联会组织的“反送中”大游行，蔡耀昌被判处监禁14个月，缓刑两年。
与蔡耀昌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支联会的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他们因为同一事由被判入狱十八个月。
蔡耀昌暗示，本次六四集会被警方否决与支联会干部被重判都有国安法的背景，“去年六月底，《港区国安法》通过并生效，所以现在比起过去三十多年来讲，香港的法律体系有很大的变化。”
国安法造成的高压气氛，甚至危及支联会自身的存在。香港民意研究所6月1日发布“六四事件周年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应该解散香港支联会的受访者达到28%，比去年上升4个百分点，创造了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认为不应该解散的则为38%，创1998年以来新低。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5/oid693470_2.jpeg香港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在六四32周年前重开三天就被暂时关闭 (邓颖韬摄)
“六四纪念馆”重开三天即遭关闭
在“六四维园集会”被拒绝的同时，支联会主持的“六四纪念馆“也受到阻挠。
6月1日，“六四纪念馆”才重新开放三天，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就到纪念馆告知支联会，他们已对纪念馆没有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启动了执法程序。纪念馆被迫暂时关闭。支联会自信纪念馆的内容不会有法律上的问题，但也不得不寻求法律程序上的帮助。
除此之外，纪念馆还可能面临其他形式的骚扰。2012年开馆后，六四纪念馆就不曾安宁，2019年就因为其他业主的投诉而被迫从旧址搬迁；当年在新址落户的纪念馆还没开馆就遭到不明人士的破坏。
“（这些人）给我们的展品泼上的盐酸，让我们不能开馆。这明显是有针对性的行为，这是我们担心的地方，”纪念馆馆长麦海华在开馆当日告诉本台记者。
因为政治环境的压力，今年“六四纪念馆”展出的主题也被迫改变，从原先策划的“反送中运动”变成了《八九民运与香港》主题图片展。
蔡耀昌告诉本台，支联会从成立之初起就承受着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过去三十年，香港民主派，尤其是支联会的头头，都不被允许回去内地。”但多年积累的压力，依然挡不住香港人前往维园纪念六四的热情。
在“六四纪念馆”显眼处的一块展板上，列举了香港历届“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从1990年第一届15万人参与，后逐年下降，到2009年参与人数再次陡升至15万，十多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0万以上的高位。2019年第三十届维园晚会甚至超过了第一届，集会的人数达到了18万。
对于维园晚会近年参与人数维持高位，蔡耀昌认为，这反映了新一代香港人基于各种原因也加入到支持平反六四的议题中，“他们可能都觉得，中国政府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方面与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有很大的距离。”
他强调，中国政府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强势干预，也引发了香港青年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通过参与维园集会来表达对民主、自治的呼吁。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5/oid693470_3.jpeg香港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从第一届维园晚会开始就是积极参与者 (记者邓颖韬摄)
香港人与六四
香港学运出身的蔡耀昌从第一届维园晚会开始就是积极参与者。
“（我）还是觉得，死了那么多人，如果我们不能延续他们争取民主的愿望，就是对不起这些失去生命的年轻人，”1989年6月3日晚上到6月4日清晨，蔡耀昌和香港学联的同学们透过电视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军队镇压请愿学生的实况，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就有一个诺言，就是终我的一生要推动中国民主。”
1989年的香港似乎注定要和六四学运捆绑在一起。学运开始后不久，香港社会就一边倒支持中国民主。
“不光是左中右，各个阶层都出来了，夜总会的那些舞女、妈妈桑，他们都出来参与游行，”从198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担任记者的蔡咏梅告诉本台。支联会（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89年5月诞生的。
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以司徒华为首的一批香港人，发起了秘密营救被中国政府追捕的政治异议人士前往香港的“黄雀行动”。这一行动总共营救了约800人，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夕才结束。
“香港人深深地感觉到，如果中国民主转型成功的话，香港才有希望。中国民主运动在1989年爆发的时候，当时香港未来的命运才刚刚决定，”蔡咏梅指的是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
在港人热烈支持中国民主的背景下，支联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主持“六四维园烛光晚会”，这一活动也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
历届“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内容都很丰富，包括咏读六四死难者名单、向纪念碑鲜花、播放民运人士和天安门母亲的访问影片，还有齐唱有民运色彩的六四歌曲，包括《血染的风采》、《历史的伤口》等。同时还包括一些历年重要的政治议题，比如推动《零八宪章》签署等。
一年又一年，六四维园晚会成为了香港民主运动的标杆。
香港青年吴俊伟是在小学六年级的国文课上第一次听说了六四事件，“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我的政治启蒙，对于中国的政治也开始关心。上了中学之后，学生们也开始成长成熟，也就有了集体性地去参与维园的集会。”
“‘六四’每一年纪念，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这种教育就使很多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人会去关心政治，关心政治的人，他的价值观就会发生变化，”常年参与六四维园晚会的蔡咏梅这样分析说。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街头呼吁民众参加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记者邓颖韬摄）
香港本土派的六四纪念活动
香港纪念六四的活动化育了香港社会的民主和公民意识，推动了香港本土政治运动的勃兴。
2003年7月1日香港“七一游行”提出了针对本土政治体制的“反对二十三条，还政于民”等民主口号。这一运动不仅在当年就有五十万人参加，并且由此形成惯例，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
“所以就相辅相成了，互相就越推越高。到后来，香港的七一游行，你看它主要的诉求中，也有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诉求。所以，我觉得，纪念六四的活动与香港本土的民主运动是一体的，”蔡咏梅介绍说。
但到2014年香港以争取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直选为诉求的“雨伞革命”兴起后，出现了本土民主运动与中国民主运动切割的呼声。2015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更退出了香港学联，自行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
“我参加的支联会活动仍然有某种大中华的情节在。但本土派的朋友们认为，中共领导的中国以及中国传统上仍然是极权性的国家，香港为了自由，应该脱离中国这个大一统体制的束缚”，吴俊伟虽然还在参加支联会组织的六四纪念活动，但也开始加入到“本土派”单独举行的同样性质的活动。
吴俊伟在本土派的六四纪念活动中，曾看到有人焚烧中共的党旗。在他眼中，本土派纪念六四的活动比支联会立场更加鲜明，更直接地谴责中共的暴政。但他认为，这些活动与支联会的活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我们缅怀对于自由的追求，缅怀英烈，以及对于中共法西斯残暴的谴责，相当程度上我们的精神是一样的。”
支联会与本土派纪念六四的主张虽然是各表一枝，但在蔡咏梅看来，他们的行动都反映出香港社会的特殊风貌，“一方面有对自由的热爱、对民主的追求、对专制极权的反感和痛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公民社会，香港人很关怀社会，虽然平时很注重赚钱，但它主要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社会。”
据香港警务处的统计，香港每年的公众游行和集会从2008年的4000起增加到2018年的1万1千起，平均每天超过32起。外界甚至有香港是“示威之都”的说法。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5/oid693470_5.jpeg香港民众参加2020年6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纪念六四31周年烛光晚会（法新社）
“示威之都”面临的高压
但“示威之都”的六四纪念活动面临的政治高压越来越大。
亲北京的香港《大公报》5月31日发表文章，用威胁性的口吻说，支联会违反国安法，不退出死路一条。文章所指是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这五个短句也是每年“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上最常出现的口号。《大公报》的文章实际也暗示着这一香港最大政治集会之一的前景并不乐观。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谈及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时表示，“今年是共产党百年庆典，大家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近几十年的起飞，以及为人民带来美好生活，尊重国家执政党，是我们的立场。”
这种说法又给六四前夕的香港政治氛围平添了阴影。“这方面我们看到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只是到现在，政府方面还没有用国安法来对支联会和支联会的成员进行这方面的指控，”蔡耀昌担心地说。
与此同时，香港学界对六四的研究也出现了危险的信号。
作为世界上有关中国研究的重点机构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保留了大量的六四史料。但去年年底有消息传出，该中心面临改组，中心的资料库将交由大学图书馆管理；并且由中国“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裕来协调此次改组工程。由于该中心曾被诬告成“勾结外国势力”、“间谍中心”，外界普遍担心，这一改组将使中心丧失独立性，对其保存的六四史料的安全性也有存疑。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5/oid693470_6.jpeg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馆藏将由中大图书馆接管（李智智 摄）
狱中《自由花》
在山雨欲来的环境下，香港民间对六四的各种纪念活动仍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四处铺展。
去年，香港警方也是以疫情为由拒绝了支联会提出的六四维园晚会的申请。但在6月4日当天晚上，支联会依然冲破警方阻挠，进入维园，举行了较低规模的六四晚会。同时，民众也在香港各处点燃蜡烛，以满城烛光纪念六四。
“可能现在很难集体做一些事情，但是可以个别做一些六四悼念的行动，我们还是对香港人勿忘六四有信心的，”面对今年进一步的高压，蔡耀昌依然乐观地展望。
由多个香港团体联合推动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从五月初开始就在香港街头派发蜡烛和电子蜡烛，提醒市民在6月4日到来之际，一齐点亮烛光，照亮民主前路。
当地的非营利机构“六四舞台”在6月4日到来前夕，通过网上直播读剧的方式，向民众介绍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他们6月1日直播的舞台剧《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中的一句话表达了他们的心愿，“如果有一日，天安门广场上能够放上鲜花一束，为亡者献祭，我就会去广场上放一只画着小白花的纸鸢。”
目前身在狱中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获知今年维园晚会无法举行后对外表示，将在狱中点起香烟代替烛光悼念，并朗读宣言、唱响《自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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