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过去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是长年致力于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的中国问题专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郑永年。（新华社）
郑永年撰文指出，很多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辉煌成就，当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时，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成就产生了恐惧感并对中国的制度进行妖魔化？”
郑永年分析，这与“中国叙事”的方法有关，中共在处理中国化和国际化的关系时，善于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背景之中，从世界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强调世界方案的中国化，形成了“世界问题、中国方案”。
郑永年表示，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照抄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结果就是失去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西方形成依赖关系。但对中国而言，因为中国是通过学习国际经验得到发展，中国模式因而具有了“世界性”；同时因为中国不照抄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而是通过消化融合到中国经验，保持了“中国性”，也就是独立性。
既然“世界问题、中国方案”的经验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的叙事话语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郑永年指出，中国的叙事话语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成功的实践，知行不一。
人们在聚焦和宣扬中国性与传统性的同时忘记了现代化和国际性。在强调“世界问题、中国方案”的时候，忘记了实践中的“中国问题、世界方案”。过度强调了“特殊性”，而忘记了“普遍性”，忘记了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性”就是从“普遍性”发展而来。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5_29/oid721190_1.jpeg郑永年认为，
一旦过度强调“特殊性”，“中国叙事”话语就会充满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色彩。明明具有普世性，却说成只有特殊性；明明是中国在吸取了他国成功经验或者失败教训基础之上的实践，却说成和外国经验的“对立”；明明是在用中国方式实现普世价值，却无端去蔑视和批评普世价值。这不仅扭曲了中国的实践，解释不了中国的实践，更促成和外在世界的对立，甚至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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