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5年创刊，到2021年停刊，《苹果日报》结束业务是香港十多年来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值得从多个面向进行思考与追问。
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黎智英旗下的《苹果日报》早前被调查。（香港01）
当前香港一些人和西方舆论普遍单向度地将其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挂钩，逻辑很简单，那就是《苹果日报》结业是政治空间限缩和定向打压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触犯了国安法，更不会是黎智英经营的失败。这样的认知背后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必须先解答：《苹果日报》究竟是一家媒体，还是一个追求某种政治成果的政治组织，或者只是一家为求盈利的商业机构？
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会简单给出答案：《苹果日报》当然是一家媒体！也因为这是大多数人拍脑袋的第一认知和反应，所以《苹果日报》结业，就自然会与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很意识形态的表达挂钩。但其实，《苹果日报》从来都不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或者更准确说，苹果只是借用媒体的业务，通过主导香港舆论这一手段，来完成既定的政治或商业任务。
作为政治任务，它可以是传播某种政治信念，或者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谋求香港独立，贬损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正向意义，鼓噪打倒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等。以2019年那场旷日持久的修例风波为例，最初那句极具煽动性的“反送中”口号，最先即是由《苹果日报》喊出的，很难说这不是其政治信念和政治目的的直接呈现。
作为商业任务，它可以通过某种商业定位，包括通过煽情手法报道新闻，情色内容吸引受众，八卦娱乐消息巩固产业地位，从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读者和商业广告，继而上市集资，将品牌和资产证券化，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为什么进入台湾市场，当然是因为要扩大生意规模，后来为什么结束台湾的电视和报纸业务，不就是商业经营失败的结果吗？
https://imgogo.angelyun.com/2021/6_2/oid723922_1.jpeg在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骚乱中，《苹果日报》推波助澜。（香港01）
回顾一下黎智英早期事业的经历，以及《苹果日报》自创办至今如何一步步做大，就不难理解以上这两点，以及这两点在特定时期是如何相互作用，包括它如何做到相得益彰。黎智英生于中国广州市，祖籍广东省顺德县，1960年年仅12岁时迫于生计偷渡香港，开始了从打黑工到销售经理再到自己创业的生涯。经由股票投资获得第一桶金后，黎智英1981年进军零售业，创办佐丹奴时装连锁店。1990年，作为“成功商人”的黎智英决定出售所持有的佐丹奴股权，在香港创办壹传媒集团和《壹周刊》，五年之后的1995年，又应势创办《苹果日报》。而自出售佐丹奴股权始，黎智英的商业任务中，便加入了大比重的政治任务。黎智英本人亦公开坦言，1989年的六四事件对他个人与事业影响深远，没有六四就没有《壹周刊》和《苹果日报》。
黎智英的传媒集团得以迅速壮大，主观上是受到了政治变化的激励，客观的大背景则是六四事件、九七回归大限以及接连不断的社会冲突彻底改变了媒体生态，传统媒体无法满足当时社会转型对资讯的渴求。这样的主观激励与客观需求之变，便为特定的政治形式和舆论产物提供了空间或缝隙。黎智英和《苹果日报》，无疑是这个历史周期中最为突出的投机者和颇为“成功”的产物。
不过，此一政治投机行为，不仅彻底切断了黎智英与内地的商业联系，比如佐丹奴在中国内地的所有业务均被封杀，也加速他对抗内地和中共的决心，自此黎智英的商业任务和政治任务，则均系于他的传媒帝国这一“载体”上。如果没有占中和修例风波，没有国安法，黎智英和他的传媒帝国还可以继续利用传媒载体搞政治、赚快钱，一旦各种政治矛盾持续激化到超越建制政治的红线，处于风口浪尖的《苹果日报》就难以摆脱社会冲突对其业务造成的反噬。香港国安法的落定，《苹果日报》和它的主事人竟然疯狂到参与外国政府制裁香港和中国的博弈中，这些就不可避免成为压倒《苹果日报》和黎智英最后一根稻草。
从它业务的本质，以及它对政治的热衷，《苹果日报》的结业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早晚的问题、何种形式的问题，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今的苹果是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对于《苹果日报》来说，当它在媒体和商业结构的包装下进入政治这个泥潭，并且代表了某一股反建制政治势力的利益，那么就要做好某一天被建制政治反噬的心理准备，更何况它最终选择卸下媒体外衣，直接接入到政治操作中。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任何人不可能既借用政治来谋取名声、影响力和经济利益，但又认为自己不需要承担由此招致的政治后果，这既不是媒体的逻辑，也不是商业逻辑，更不是政治的逻辑。一定要记住，没有人逼你食咸鱼。
作为一所民间媒体机构的《苹果日报》走向结业似乎是可惜的，但是作为政治组织与商业机构的苹果，这种结果却一点都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求仁得仁”。黎智英以及与本事件相关的人士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这些年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这个社会正因为自己的工作而走向撕裂，更清楚自己的政治和商业目标。特别是黎智英，他在“江湖”这么多年，应该意识到只要自己虚妄的政治任务无法完成，今天的结果就是自然的，如果连如此结果都没料到，那确实让人感到错愕。当然，讽刺的是，竟然有人会认为自己可以领导香港政治，甚至愚蠢到挑战连苏联和美国都无法驾驭和对付的中国共产党，这就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堕落为垂死蚍蜉的最后呓语。
政治和权力的游戏的确充满诱惑，也很容易让人亢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玩、玩得起。经由黎智英“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起伏遭遇，以及《苹果日报》从巅峰坠落的结局，尚未从修例风波这场“高烧”中彻底醒过来的港人，是时候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因为香港的命运不能任由“黎智英们”绑架，香港的狮子山精神和下一代不能任由《苹果日报》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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