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海峡对岸蓝绿阵营为争夺台湾23个县市长的席位使劲讨好2300万台湾人民，希望他们把选票投给自己的时候，大陆最亲民的温家宝总理在北京正与来自法兰西的《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侃侃而谈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改革。
可亲可敬的温家宝总理通过法兰西的客人告诉13亿大陆中国人：“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
听了温总理这一包含时间概念的大陆民主改革的谈话，我当即就像温总理那年在遇难矿工家属面前一样，泪如泉涌，不过与温总理所不同的是，我流的是高兴的泪、激动的泪、幸福的泪，但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儿子，而是为我孙子泪流满面。我为我孙子终于有希望当上民选的国家主席，而激动的彻夜不眠，以致不顾自己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而涂鸦如下。
在我看来，可敬的温家宝不仅亲民、爱民，而且博学、伟大。你看他在会见法兰西客人时引经据典，从中国 19世纪著名思想家辜鸿铭说到美国100多年前的林肯总统，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倡导的“民主、博爱、自由”，说到中国的大思想家严复提出的“国贵自主、身贵自由”，还充分肯定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巴金、钱钟书、冼星海、徐悲鸿等人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的历史功绩。对这样深怀民本思想而又博学多才的好总理，只要有一点点“好素质”的中国人，想不对他肃然起敬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粗通中国历史和美国历史，我对温家宝总理谈中国搞民主改革与美国给黑人选举权相提并论，是深表理解、颇为赞赏的。只要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爷爷的爷爷基本上都是明朝亡于清朝的“亡国奴”后代，头上曾经在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被强制蓄起过一条“猪尾巴”。当年，那可全是在留脑袋还是蓄猪尾巴之间所做的痛苦抉择。中华民族能有今天的太平盛世，没有当年祖先把“苟且活下去”当做最硬的道理来实践，是难以想象的。与之对比的是，你只要看看当年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和结局，就得为自己的祖先当年的选择感到庆幸并年年为之烧十柱高香。
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总理拿美国的黑人与中国人作比绝对是一个十分科学的对比：早年，黑人从非洲去美洲是被人当作奴隶贩运，中国人从神州去美洲是被当着“猪仔”对待。假设如果现在要我在奴隶和猪仔两个选项中只能选一个做，我是宁可选择当奴隶而不当猪仔。我想，凡看过〈汤姆叔叔小屋〉的中国读者是不会反驳我的这个说法的：当年在美国当奴隶的非洲黑人，其实比2000年来生活在王朝专制下的黄种人过得更有情趣、更有滋味，也更幸福一些，当然，我是根据“任何人都会有幸福感”的理论才这样说的。
根据温总理 13亿人搞民主制度要时间的说法，从海峡对岸的实践也可以得到印证。以台湾弹丸之地，区区2000多万人口，从50年代搞直选县市长到96年直选“伪总统”，前后共花了近40年时间。就拿当今世界“民主的楷模”美国来说吧，也不过2亿多人口，其人口数也只及中国的一个零头。13亿人搞民主，容易吗？那可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壮举。从这个角度看温总理的说法，中国如果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100年时间实现民主化，则是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登上金星（不是火星，因为别人已经登过这颗星）的工程。
可敬的温总理在回答法兰西客人关于“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这个问题时，斩钉截铁地说：“不，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们还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实行民主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我们要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
从温总理谈民主的话语中首次加入了时间的概念，我总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再过40年，温总理已是百岁人瑞，我也90挂零，恐怕是都看不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了。
为此，我在为孙子高兴得泪流满面之后，又深深地感到惆怅和悲凉：因为我的儿子是没有机会成为民选的国家主席了。至于我自己，虽然上小学时看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挥手时就有一个当当国家主席的梦想，那也只能是下辈子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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