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0多年来，学术界虽然进展很大，但一以贯之的思想运动并未随思想解放的深入而彻底松绑，讨论的空间虽然增大，但陈寅恪先生憧憬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仍未真正实现。这取决于外部环境与知识分子的内在因素。中国理论和学术界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人，第一部分随时势的变迁处处跟风，但求自保，第二部分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的品格，天然地具有历史使命感，因其所持的批判武器在大多数时候被视为异端。也有一些专业人士，为学术而学术，拒绝把研究与社会干预相结合。第二种知识分子因为具有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而成为社会争议的化身。德国古典哲学家就是如此。他们几乎全部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马克思称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影响比法国的革命来得更深刻，更大。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专业人士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学者只关心自己的研究领域。当现实意识形态统治需要突破、制度上的深刻变化需要学理支持时，他们只能局限于一己的天地，或不负责任的发泄，完全丧失自身理性与批判的立场。
与80年代相比，知识分子面临的物质和权力的诱惑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很大的分化。随着大学教师工资的节节攀升，知识分子被一些课题圈定了研究范围，视野受到局限。业务上数字化管理的后果，导致粗劣产品大量产生，金钱成为知识分子为学术的动因。
任何学术必须完成本土化的过程才能真正被另一种文化所吸纳。如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双向扬弃的过程。而现在中国的年轻学者，面对西方强势话语，患上了“失语症”，这种情况逐渐蔓延。这里有一个立足点问题。任何一种学术只有先获得本土支持，才有可能吸纳异质文化。而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激进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甚至提出废除汉字，把中国传统文化打入十八层地狱，导致出现文化断层。老一辈学者如贺麟、徐复观、陈寅恪、钱钟书等人，既有国学的雄厚根基，又能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拘泥，创造独特的兼容并蓄的学术话语系统。
现在学术界最严重的问题是患上了集体“失语症”，散失原创的能力和动力，许多人只会用别人的语言说话，用别人的眼睛看问题，散失了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一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台湾同样如此，没有在西方刊物上发表文章便不能评上职称。象吴文俊这样的数学家很难得，能有独自的创造。
追根溯源，我们不能不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导师们有责任。他们的历史作用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比如，钱玄同、鲁迅主张废除汉字，不读古书，这就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把中国的文化连根拔起，虽然以救亡为前提的学术观念必然矫枉过正，但在重建文化的年代某些观念需要重新认定。
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化人物并非轻易可见。他的出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有大天才出现，二是合乎时代要求。孔孟老庄正是这样的人物。在一个传统、现代、后现代重叠的国度里，重铸民族魂，需要有良知的、传统浸入骨髓的知识分子进行先期的创造积累。这件事很难。首先是自由的空气不够，有许多政治禁锢，其次，容易得罪前贤后学。中国历经文化上的自我否定，传统文化堕落为政治工具，连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在国学大师笔下惨遭荼毒。可怕的是学术界到现在还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反思不到根本。
中国应重视传统文化，在吸取内部营养的同时，以平和的心态广泛吸收异质文化，进行充分的整合，这样才能创造出足以与各种文化对话的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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