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012？而不是2015或2016？或是更远？在电影《2012》这部美国灾难片里，是“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拯救了美国。事实上，如果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是在2008年爆发而是在2016年之后更晚的时间，对于全球而言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因为，即使全球金融危机晚于2016年爆发，2015或2016年，中国由于经济的衰退也足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16年中国将面临人口老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衰退原因有时间另文再谈）。只是，在“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国“鸡的屁”增长模式下，美国人首先扛不住了，趁中国人还能扛得住，提前释放了。因为如果美国人等到2016年之后，中国人也将扛不住。所以2008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象是一场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联合导演的一场扼杀中国和平崛起的阴谋。
是的。中国人扛住了。本伯南克当选《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中国工人”（事实上是中国民工）紧随其后获得亚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获提名。《时代》周刊盛赞了“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但他们可能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中国工人”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承担的代价和屈辱，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社会成本。独立评论人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对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有着极为深刻和精彩的论述。这本被民间喻为“中国式资本论”的著作，指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环境成本、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其中最大的成本是社会分裂的成本。因为环境破坏了还可以花巨大代价来修补，资源枯竭了还可以积极寻找新的资源，但社会分裂了，却是需要比补救环境和寻找资源所付出的更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来弥合。袁剑指出，改革开放30年特别后十几年，中国社会正从最初的“团结”走向“分裂”。
我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分为“1978―1986―1989”、“1989―1992―2003―2008”五个阶段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属于共赢时期；第二个时期，属于博弈时期。第一个阶段，1978―1986，属于8年黄金阶段，在这个阶段，官民共享了整个黄金8年，在1984年达到顶峰，其间虽然存在工农业剪刀差，但社会基尼系数达有史以来最低；1986―1989属于3年震荡阶段，虽然存在官倒、腐败等突出问题，但总体上仍属于官民共赢时代；1989―1992为停滞阶段，这种停滞属于博弈底色下的停滞，特指社会发展的停滞，相反1992年全年“鸡的屁”达14.2%；1992―2003为分化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从开始到日趋激烈；2003―2008为分裂阶段，社会发展官民博弈进入白热化，堪称惨烈，但由于这种社会分裂为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掩盖，所以并未酿成真正的社会危机。2008年事实上也是官方与民间共同对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年”，所谓“拐点论”，“十字路口论”，就是缘于此。当然，民间反思的力度要大大强于官方的反思力度，相比民间反思的主动，官方的反思只是“被迫应战”。
2003年至2004年，我在北大在线《燕园评论》发表题为《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以及《潜在的革命：不安全感和寻找认同感》两篇文章，指出未来改革需在“对权贵的最小损害和对民众的最大剥夺之间寻找平衡”，如果不寻找经济以外的手段，社会分裂必将加剧，最后将是所有人付出代价。文章被多种学报和内刊转载，被誉为新世纪的“醒世恒言”。社会学研究者从来就不是预言家，然而社会却总是沿着我担心的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往往只是记住了以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未能吸取教训。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为什么偏偏是2012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央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难题，从2009年的中央政策看，我们只是“延缓”了金融危机而不是“解决”了金融危机。按照中央政府的算盘，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我们正是用“延缓”政策代替了“解决”政策而获取了巨大成功。在这里，我想插一句的是：权贵们太贪得无厌了！所谓博弈，也就是有妥协。精英们这次搞错了算术，此金融危机非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可以比拟，这次精英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仅有民众，还有美国。更确切地说，是登上2009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1978―2008中国改革开放30年，“鸡的屁”年增长率平均超过10%，从1978年的3600亿增加到2008年的30万亿，1986年以后，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没有随着“鸡的屁”的飞速增长而同步快速增长。相反，在2003―2008年，普通民众成为改革环境破坏与资源破坏的直接承担者，成为相对受损的最大群体，以致民间对改革的合法性开始产生质疑。在这五年中，全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且逐年快速大规模增长，权贵与精英越来越挑战普通民众的承受底线，国内社会矛盾已完全具有敌我矛盾性质，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分裂在一些领域已成水火之势。（不想举例了。）在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分裂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问题已经与经济问题捆绑，一旦经济严重下行，社会危机暴发将不可避免。
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而言，2012年的社会危机，将由经济危机引爆。2010，2011 这两年，如果中央政府仍然投鼠忌器，权贵不再妥协，2010年仍然沿用2009年的政治思维，在社会保障、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上，再不还债，任由权贵、精英相互勾结，一旦经济下行，哪怕只有两三年，对中央政府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袁剑在《中国：奇迹的黄昏》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后 30年，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还债年”，即还民生。我之所以说中央政府已错过打压权贵的最好时机，在于2009年，如果中央政府有长远的智慧与魄力，宁愿让2009年全年经济“保5”，打压房地产保股市促汽车保民生，2010年中央政府的政策会主动得多，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仍可用三到五年时间实现“软着陆”。但现在，中央政府还需要美国的“帮忙”，才可以安然渡过危机。可以说，由于2009年的决策失误（前面所谈的最大的错误），中央政府已失应对金融危机之“先手”，中央政府“主动”让美国捆绑了自己。美国大片《2012》中国人制造诺亚方舟拯救美国人的事，只是个电影的商业桥段，用以满足中国人一种虚妄的自大狂和单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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