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几乎与中华民国同时诞生，是大清遗民，也是民国青年。
30年代，爸妈开始走南闯北，年纪轻轻便从皖南湖北来到上海滩，投身左翼联盟运动。10年间往
返于上海延安之间，后从延安到西安，又从四川重返皖南，几乎跑遍大半个中国。到了八九十年代，当他们步入晚年的时候，最让爸妈洋洋得意的，还是左联文化活动的30年代，最让他们常常津津乐道的，还是30年代的上海滩。
30年代的上海滩，虽然有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但是与战云密布的40年代，以及中共武装夺权后的50年代镇反，和60年文革动乱相比，那一个十年，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民主自由的最高点。正是在国民政府的“白色恐怖”下，孕育了大批左右翼文学家，涌现了一群名垂史册的艺术家，其作品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是至今都未曾超越的鼎盛时期。
父亲是安徽泾县人，祖父母都是“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的知名人物，家庭虽有田产，但已开始中道破落。父亲于20年代末，在安庆上大学期间，结识了作家张天翼叶以群，并将周文等人发展到读书小组中，参与筹建了左联安徽分部。1932年父亲与叶以群周文来到上海，先在左联秘书处工作，后与周文合编《文艺月刊》。
次年夏天，左联介绍父亲到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后与赵家璧合作负责进步书籍的装帧与广告设计。数年间，父亲先后设计了《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作品的封面，编辑出版了《高尔基作品选》，并为之作序《高尔基走过的道路》。
母亲出身于湖北大冶官僚家庭，外祖父曾加入反清同盟会。母亲早年到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后就读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小庄师范。毕业后就职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因不满国民党腐败，1930年辞职
后去上海。不久加入左联，与丁玲胡楣绣枫等共同筹建左联妇女文艺研究会，主编《妇女文艺》。后来为了组织红色工会，亲自到上海爱迪生灯泡厂当工人。
母亲的前夫当年曾翻译《列宁传》，不幸于1933年病逝，年仅23岁。1936年父母结婚后，由周文郑育之夫妇接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别一番滋味的边区生涯。至30年代末期，父亲化名王亦民曾历任中国文艺协会联络部长，红军大学文化教员兼任朱德新闻文化秘书。 1937年春赴沪治病期间，继续与良友图书公司合作，出版了一批《抗日丛书》。当年秋季，父亲返延安途中，在西安担任《秦风日报》总编，同时兼任《救亡周刊》编辑。
20来岁的青年，正值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又遇上中国有史以来最自由最民主的时空，组织政治飞行集会，参加形形色色文艺沙龙，充分享受自由结社言论权利。父亲与其他左联成员，在1934年曾遭国民党逮捕，很快就被祖父担保出狱，但这段历史，到了中共治下，却成了一生没完没了的难。联想中共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悍然重罚刘晓波等民主人士，这，就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大倒退了。
当时的文艺青年常常在亭子间彻夜畅谈，有时大伙儿就席地而卧，抵足而眠，也发生许多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难怪谈起30年代上海滩，父母亲常常会眉飞色舞，有时更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当然，母亲对于父亲当年与丁玲的一段恋情，到老了言谈中似乎还醋意未消。
30年代中，母亲与父亲结婚后，我的两个异父大哥二哥，一个托付给我的三舅，寄养在延安保育院，一个送到南昌祖父母家中。后来大哥与朱hanzi_rong基等同道留苏，57年一样被打成右派；二哥则在大陆全面赤化前，15岁就参加国民党青年军流亡台湾。然而，两个人的不同青少年道路，也导致了人生的大悲大喜。这是后话，另文再谈《我的大哥二哥》。
从我的父母亲30年代的这段简历，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光辉。古往今来的中国，有哪个时代可以与之媲美呢？30年代的上海滩，不但远远超越其后中共治下至今60年，即使今日台湾国民党的民
主，实质上在很多方面都逊色于当年的国民政府，虽然打的还是一样的中华民国旗号。
每每怀念起30年代，必然联想到今日之中国，耳畔不禁回荡起《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后天，21世纪将进入第2个10年，想到现在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竟然不如80年前，我只能望洋兴叹：I will cry for you, China！(公元2009年12月 平安前夜半仙斋)
后注：公元2010年12月25日将是母亲百年诞辰，谨以此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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