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竟指鹿为马，以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为主要依据，令人匪夷所思。
秋风先生说：“到现代，有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士给曹操翻案，说曹操是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夸奖曹操统一了北方、推动了历史进步云云。陈寅恪先生则在此时郑重撰文宣告，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先生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自1959年1月，郭沫若陆续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蔡文姬》为曹操翻案，而早在1956年6月，《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即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陈寅恪先生此时郑重撰文宣告”，不知从何说起。
另外，以陈寅恪先生的学识，会在文章里宣告“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吗？
恰恰相反，陈文以钟会投书嵇康的故事为由头，对曹操的文治武功称许有加：“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在某种意义上，陈寅恪以曹操为“旷世之枭杰”，为郭沫若后来的翻案文章打下了理论基础。
秋风先生将曹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同于“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这和出于政治目的、牵强附会地为曹操翻案，在实质上有何区别？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人为拔高或刻意贬低均不足取。
在强敌环伺、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中，曹操欲建“吏不呼门”、“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对酒》）的理想社会，你是指望他和刘备一样“长厚而似伪”（鲁迅语），还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传统格局，唯才是举？“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如陈寅恪所言：“孟德求贤才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一种文化能够延续数千年，必定有其难以摧毁的强大根基。文革以现代政党的组织技术深入田间地头，无孔不入地“打倒孔老二”，想要灭绝传统文化亦无可能，知耻近乎勇、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至今仍是华夏民族的传统美德。忽必烈、皇太极饮马黄河，尚且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崇儒学，不愿当“中国文化的罪人”，饱读诗书的曹操有何能力和必要去“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髡刑（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是一种严重贬辱人格的耻辱刑）为上古五刑之一，直到文革还在剃极端践踏人格尊严的“阴阳头”，但曹操严于律己的“割发代首”（髡刑），却被毛宗岗评为：“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以刘汉王朝为正统的传统学术和戏曲，自古以来就在妖魔化包括曹魏在内的“异端”，不足为奇。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是曹操“哀民生之多艰”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不惜代价统一北方、结束战乱的最大动力。作为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代表性人物，曹操于东汉末年统一中国北方，对民众休养生息和经济生产的恢复有重大贡献，史家早有定评。
对曹氏父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李白有盖棺之论：“蓬莱文章建安骨。”鲁迅更是盛赞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颂扬“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的曹操，写诗作文惜墨如金、短小精悍，“有如干将出匣，寒光迫人”，为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通过沉毅雄迈、慷慨悲凉的《蒿里行》、《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曹操构筑了有别于先秦文学传统的“建安风骨”，对后来的李白、杜甫及苏轼、辛弃疾，乃至现代诗歌，都有莫大之影响，堪为中国文化当之无愧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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