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秘北欧社区，让资本主义失效

《熊家餐馆 第一季》

你见过真实的乌托邦社区吗？

在丹麦哥本哈根，存在着一个真实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克里斯钦自由城(ChristianiaFristaden)。至今，它已成立超过半个世纪，成为全世界乌托邦信仰者的“圣地”。

2014年，学者欧宁被邀请成为克里斯钦自由城的驻地研究者(CRIR, Christiania Researcher inResidence)，从而得以亲身体验这个她此前只能通过出版物来关注的乌托邦社区。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座乌托邦之城的神秘面纱，窥探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自由城”。



作者 | 欧宁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实践乌托邦》

01.

都市村庄

克里斯钦自由城占地34公顷，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离丹麦皇宫和议会仅一英里，却拥有大面积类似农村地区的丛林和水域，克里斯钦人骄傲地把它称为哥本哈根的“绿肺”。

它的地形呈月芽状，东、西两边由两个长条形的地块围合而成，原本是始建于17世纪的哥本哈根外城墙和内城墙，中间和外围的水域是原本的护城河，两个地块各有五个向东凸出的小半岛，是原本的防守工事，上面分布着克里斯钦人自己建造的各种房子。

克里斯钦的西南端原先是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工厂区，废弃后曾被占屋者(Squatters)盘踞，他们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丹麦的“贫民窟占领者运动”(SlumstormerMovement)的一部分，这个运动于1971年结束，这一年的9月26日，一个另类杂志团体《主体》(Hovedbladet)接手克里斯钦，自由城由此宣告成立。

如今旧工厂区变成了克里斯钦富有都市生活气息的部分，在这里，克里斯钦人建立了自己的信息中心、邮局、电视台、电台、博物馆、青年俱乐部、足球场、广场、电影院、餐厅、酒吧、咖啡馆、商店、自行车工坊、建筑和家居材料流转中心、旧衣回收流通店、音乐场馆、公共浴室、急救室等，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便利的服务。



使用克里斯钦自行车的母女。

红色横幅上三个黄色圆点是自由城的标志。

欧宁摄，2014年。

穿过这片游人集中的喧闹区域，往东北方向则可深入幽静、分散的住宅区，还有茂密的丛林和宽广的水域。在这里，碎石小径四通八达，古木遮天蔽日，花草争芳斗艳，连绵的水域不受任何污染，各种鸟类和动物与人比邻而居，堪称都市中的村庄。

克里斯钦自发规划的这种城乡混合的空间格局，深受丹麦建筑和规划大师施泰因·埃勒·拉斯姆森(Steen EilerRasmussen,1898-1990)的称许。这与他二战后为哥本哈根大都会区所作的“手指规划”(Fingerplanen)的精神是相通的。

“手指规划”是拉斯姆森领导的丹麦城市规划实验室和哥本哈根城市规划部在1947年所作的发展战略规划，以密集的哥本哈根市中心为“掌心”，把市郊通勤铁路系统(S-tog)建设为五条不同方向的路线，即五根“手指”，“手指”之间为楔型绿地，作为农业及康乐用途。

哥本哈根之所以曾经被Monocle杂志列为“世界最宜居城市”，与这个城乡混合的规划打下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拉斯姆森认为克里斯钦作为一个另类社区，“实现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未能实现的一切”。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克里斯钦被左派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准许以“社会实验”的名义存在时，拉斯姆森的评介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根据2003年哥本哈根大学艺术文化学院的一项研究，早期克里斯钦居民来到这里，除了占领旧屋，大多都是以旅行车(Wagon，丹麦语Skurvogn)的形式在此驻留，随着他们逐渐定居下来，下一代出生，需要更多的空间，于是在旅行车的基础上加建淋浴间、厨房和儿童房，或择地另建新居。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端自美国的“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movement)在遭遇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西方世界到处盛行，嬉皮士们离开喧闹的城市，到偏远的郊野结社定居，自己动手兴建房屋在他们之中成为潮流。



香蕉屋。欧宁摄，2014年。

曾经为《全球目录》担任建筑编辑的劳埃德·卡恩于1973年编辑出版了《庇护所》一书，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间建筑历史和资料，并走访了当时不同地区的嬉皮士们自己兴建的房屋和社区，以一千多幅图片，配以材料、工艺和施工流程的详细说明，让读者一卷在手，即可动手自我实践。

此书迄今累计销售超过30万册。在丹麦，不少当年的嬉皮士仍保存着此书的老旧版本，而克里斯钦的许多自建房屋，也可以看出深受此书影响的痕迹。

也许克里斯钦人比较喜欢创新和多元的文化，他们在比较热闹的旧工厂区建了一座微形的西藏佛塔(Stupa)，而在内城墙的水边，则建了一个飘浮的蒙古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强烈的象征——陆地上的游牧居所再飘浮在水上，凸显了双重的移动性。

如今，克里斯钦的主入口用两根图腾柱立了个牌子，当人从这儿进入时，能看到它的正面写着“克里斯钦”；从这儿离开时，能看到它的反面写着“你现在正在进入欧盟境内”，言下之意，即克里斯钦是独立于欧盟的一个自由国度。

02.

自由何价

大麻和无政府主义，是克里斯钦闻名于世的两个“招牌”，但其带来的麻烦也一直困扰着克里斯钦五十多年的历史。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丹麦大麻并没有合法化，这是自由城地下交易大麻的前提，当然所谓的地下交易，也只是一个说辞而已。

在旧工厂区的普舍尔街，入口竖着巨大的“禁止拍照”的告示牌，还有两位拿着扩音器的大汉在监督游人，一旦发现有人拍照，便高声制止。这里密布着数十个大麻摊位，全部用迷彩布遮挡着，人们都站着交易，你只能看见他们的下半身。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大麻交易市场，但并非由克里斯钦居民操纵，它年销售额高达1.5亿美元，有来自阿富汗、吉尔吉斯、印度、尼泊尔、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地的不同品种。

整个旧工厂区，随处可见大麻叶子和吸食大麻的涂鸦，空气里飘荡着大麻的香味，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迷幻之城。

大麻在克里斯钦的存在，一直在丹麦主流社会中引起争议。一位在克里斯钦自由城外经营古物店的80岁老先生告诉我，克里斯钦是个好地方，自然环境好，人们可以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他最不能接受的是那里有大麻交易。

主流社会对大麻的反感以及对占屋占地行为的争议，导致丹麦政府反复多次企图清除克里斯钦，克里斯钦与丹麦政府之间的拉锯战，在过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中也可以看出乌托邦主义者想要争取一点独立，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



克里斯钦自由城的旅游礼品店。欧宁摄，2014年。

1973年，克里斯钦被社会民主党政府准许展开“社会实验”，是拜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所赐，那时很多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剧增，社会矛盾激烈，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危机，街头抗议此起彼伏，嬉皮士运动如火如荼，人们热衷于探讨并鼓励实践另类社会的可能性。

但大时代的风气并未能维持太久，1975年，丹麦政府决定清除克里斯钦，引发克里斯钦人上街游行。1976年，政府撤销了清除计划，克里斯钦把政府告上了法庭，1977年克里斯钦败诉后继续上诉，1978年上诉再次失败，反而促成了政府对克里斯钦推出“合法化”的计划。

1995年至2000年这五年间，克里斯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它在1997年发行了自己的社区硬币1LØN（价值相当于50丹麦克郎，或8美元），并在2000年把BobDylan请来灰色大厅举办了两天的音乐会。2001年，克里斯钦走到第30年之际，丹麦政府又开始拟定对它进行“正常化”的计划，试图解决它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为了争取民意支持，克里斯钦开始加强自我管理，并于2003年重新开放关闭了长达14年的主入口，欢迎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

可是，在2004年，右派的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政府修改了1989年通过的那条关于克里斯钦的法例，终止了克里斯钦的土地使用权，要求所有土地必须向政府购买或租赁，并以历史保护为由，要求旧城墙上所有房屋必须迁走。

2008年克里斯钦曾向政府提出一个土地的议价方案，但遭到拒绝，2009年双方再次就土地使用权问题走上法庭，克里斯钦败诉，上诉至最高法院，2011年被驳回。

这一年，克里斯钦成立40周年，它暂时关闭，不对外开放，以便召开内部会议，商讨对策。6月，克里斯钦决定同意政府开出的条件，要筹集7600万丹麦克郎（约相当于1300万美元）来购买政府强制他们购买的部分土地，而另一部分土地则要每年向政府支付600万丹麦克郎（相当于100万美元）的租金。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为了让自由城可以按原来的方式存在下去，克里斯钦人成立了一个基金，并向全世界发行“人民股份”(PeopleShares)，用类似众筹的方式募集资金。

从这几十年的斗争中，可以看出来丹麦政府对克里斯钦的干涉，大致分成了两个阶段，早期政府的理由主要是把它视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重点在于社会治安。

如同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对待城市中的贫民窟的态度一样，只要纳税人所代表的民意开始抱怨，丹麦政府就常常条件反射地把克里斯钦当作社会失治的靶子，通过打击它的吸毒和犯罪来向纳税人证明自己的“作为”。

而流民聚居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溃败的结果，政府难辞其咎，它不去检讨自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方面的施政失败，只是简单地进行武力讨伐，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

后半阶段，大致在2003年之后，克里斯钦的自我管理和开放观光日见成效，他们用内部规则严格禁止硬性毒品、黑社会、武器和暴力，慢慢把克里斯钦变成深受游客们喜爱的哥本哈根地标之一。



灰色大厅，Bob Dylan曾在里面举办音乐会。

欧宁摄，2014年。

因为它越来越受欢迎，政府失去了原先的治安借口，于是把干涉重点放在土地使用权上。这一位于市中心、既拥有怡人的自然景致又兼及都市便利的地块，其市场价值不言而喻。政府想要收回这块地块，再通过市场交易重新私有化，便可增加巨额的财政收入。

为了挽回自己的社区，使这个运行多年的另类都市空间免于在自由市场中被士绅化，克里斯钦人不得不接受政府的开价。终于，他们在2012年支付了第一笔购地款，先获得34公顷中的8公顷地权，完成了部分的“合法化”。

03.

自治之道

克里斯钦人淡泊产权，看重的是人生经验和精神财富，特别是社区的归属感。他们大多是靠社会保险或养老金生活的人，或是国际移民，社会机构的服务对象，年轻的失业者，流浪汉，避难者，格陵兰人(Greenlanders，丹麦社会中的低贱社群，他们曾是这个国家早期殖民历史中被压迫和歧视的对象)……

克里斯钦是他们的天堂，他们在这里用自己的想象力建起家园，采用一种有别于主流社会的方式进行集体生活，以自治的方法管理和营造自己的社区，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细心照料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遗产，并对所有人开放。

要入驻克里斯钦并成为它的一员必须提交申请，并由所有成员开会投票决定是否接受。但游客并不需这样的资格甄别，可以自由参观，至今它已成为丹麦最具号召力的参观地点之一。

它不仅属于所有哥本哈根人，丹麦人，也属于全世界。它是现实世界里维持时间最长的乌托邦之一。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通行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的极权和专制现象，他们也深恶痛绝。他们是一群无政府主义的梦想者，在努力不懈地探索着另类社会的道路。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自由城是如何自治的。克里斯钦现有居民1000人左右，其中60％是男性，20％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60％的人只受过小学教育。

在34公顷的土地上，他们把自己分成14个区，克里斯钦有自己的儿童看护中心和幼儿园，还有一个马术学校，让在这里成长的少年儿童有机会通过学习马术来培养如何与动物相处。

克里斯钦没有领导人，社区的一切事务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协商解决。它发明了一套有效的自治方法，建立起自己的行政系统，这使它不仅可以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可迎接丹麦政府的挑战。

漫长、反复的抗争使这个自治系统经历了千锤百炼，而人心对社区的归属也在政府的挑战中越拧越紧，团结的力量让克里斯钦在多年的风波中一直存活下来。

克里斯钦最高级别的会议是共同会议(Fællesmødet，英文CommonMeeting)，它对所有克里斯钦居民开放，主要处理例如集体资金、年度预算、合作计划的通过、和国家谈判、区内暴力和警察的问题，也处理那些在低一级会议中无法达至一致的争议。



克里斯钦共同会议的通告，议题是哥本哈根市政府修的自行车专用快速道要穿过克里斯钦。

欧宁摄，2014年。

克里斯钦的民主方式并不满足于所有成员对于决策的参与，更重视对现实问题有效率的解决。共同会议也是一个关于重要事务的信息论坛，例如，它会随时公布和国家谈判的进展程度。

克里斯钦的自治制度虽然也设置了一些层级，但其目的是为了细分专项事务和建立递进式的决策程序，它要求每个居民的参与，是一种分享式的水平权力结构，并非那种主流政治中的垂直权力分层。

这种建基在居民广泛的直接参与之上的共识民主(ConsensusDemocracy)，可以避免产生集权专制，更可杜绝通常政府模式中的官僚现象，是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探索实践的一种政治理想。

共识民主在实践中的弱点是，它要照顾公平，要求每个人参与议题的讨论，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则要反复再讨论。

而因为克里斯钦经常身陷丹麦政府的围剿，这种紧急危难的处境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共识并采取回应行动，所以政府的压力实际上锤炼了克里斯钦的民主效率，使他们避免像世界上其它无政府主义社区经常出现的低效现象。

在克里斯钦，你无法找出谁是这个社区的领导者，也无法见到什么创始人或灵魂人物。它就是一个集体，无人可以单独代表克里斯钦。在这里，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拥有自己的个人自由，但无人拥有特权。

1948年，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B·F·史基纳曾出版过一部乌托邦小说《桃源二村》，在他所虚构的这个用行为工程学运作的乌托邦中，是从不鼓励个人成功学的，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就代表另一个人的失败”，“一个人的成功是离不开社区的”。

它反对竞争，反对英雄崇拜，反对强人政治，“我们不鼓吹历史感，桃源二村的创设史从不公开宣布，老一辈的人也不能享受特权”，在这个乌托邦中，居民们一概免说“谢谢”这样的套话，因为每个人做的事都在为社区作贡献。

克里斯钦的集体主义虽然不至于这么极端，但个人对社区的投入感和谦逊感却是与桃源二村相似的。



自由城的垃圾车上写着：It''s sexy to clean!

欧宁摄，2014年。

正如所有的乌托邦组织，克里斯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与资本主义所鼓吹的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背道而驰，它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会耗尽资源、破坏生态和毁灭自然，它不相信个人通过出卖自己的时间、为雇主工作可以获得人生的幸福，它强调通过自由的劳动获得生活所需，通过互助与他人发生关系，靠直接参与来处理公共事务，以自治的方式来取消政治代理。

他们之所以建立起这个另类集体，是因为政党或政府之类代理政治模式已经让他们无法信任。

作为一场持久的社会实验和抗争运动，克里斯钦自由城对于塑造当代都市替代空间有着难以替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