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陈茜/香港中大和牛津大学主办首次杜重远国际研讨会，肯定他的历史地位，但杜重远位于上海的故居，至今仍被「老干部」佔有，中央及上海当局批示仍不能解决。
当年上海滩风云人物、与国共两党都有亲密关係的西安事变推手杜重远，再度引起世界学者关注。他的一双女儿杜毅、杜颖，一月八日走进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用姐姐杜毅的话说，「彷彿走进了一个梦境」，用妹妹杜颖的话说，「圆了我们的梦」。
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在香港联合主办首次杜重远国际研讨会《杜重远和他的世界》。杜氏姐妹近年有个迫切愿望，为父亲举办一个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会，让他的「爱国深情、救国事迹留存后世」。
两个月前，「过着退休生活」的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给杜氏姐妹写信说，「我们举国同胞，刚刚欢庆祖国六十华诞，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为共和国诞生流血牺牲的先辈先例。你们的父亲----杜重远同志，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杜重远，被国务院前总理朱鎔基称为「最热忱的爱国者」、「知识分子典范」；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誉他为「自觉的民主战士」、「忘我的爱国先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等也曾多次写信给杜氏姐妹。在当年国共两党筹备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宋子文、张学良一致推荐杜重远为「联合政府」行政院次长。
杜毅接受採访时说：「这个研讨会，对爸爸是一份殊荣，对我们更是鼓励和鞭策。我们首先想做的是，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爸爸在上海购买的一幢大型花园洋房改建成会馆式图书馆，将抗日时期的历史，存档、展示，让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给后人一个感性的、立体的记忆，以史为鑑，万万不可让那段历史悲剧重演。同时，图书馆也是一个平台，欢迎海峡两岸和外国朋友、华侨到上海磋商、研讨、交流彼此的家事、国事。只有沟通，才能消除误会、隔阂、矛盾，才能达致和谐。」杜颖也说：「因为这图书馆是会馆式的，就会有美味佳餚和点心，我还赞助了一个孩子夏威夷吉他小乐队，会为朋友们演奏特别悠扬的音乐。爸爸那座故居大宅，花园很大，有椰树、鹦鹉，具夏威夷热带风光。爸爸生前喜欢交友，热爱朋友，我们也一样，欢迎人们来重远图书馆做客。」
杜重远故居位于上海淮海中路，建于一九二三年。五年前，上海认定这一住宅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这是一座六亩地花园、一千二百平方米四开三层地中海风格的洋房。历经风尘，风韵犹存。这栋老宅留下的不只是上海风情，更留下杜重远和他那一代人的历史印记。三三年，杜重远、侯御之结婚，之前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为杜重远买下这栋花园洋房，供他结婚居住，这里从此成了掩护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场所。杜重远在此创办《新生週刊》，遭当局逮捕判刑，爆发震惊中外的「诽谤日皇」的「新生事件」；软禁期间，杜重远在此多次密约张学良、杨虎城商谈「联共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后，杜重远被当局视作「幕后策划者」遭关押，获释后回到此宅，筹划援救张学良及邹韬奋、沉钧儒等「七君子」出狱……在抗战期间，宋子文、蒋经国等政府高官，中共要员密使，常往来于此。目前这一名人故居由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管辖，是老干部活动场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杜重远故居揭牌纪念仪式在上海举行。当时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吴仪、王忠禹、刘延东、徐匡迪等中共高层人士赠送花篮。上海一座名人故居揭牌，竟引来中南海如此重视，这在中国政坛并不多见。不过，人们注意到，这次杜重远故居揭牌，上海当局只是称「寓所」揭牌，产权并没有明确归还杜家。由于诸多障碍，这一名人故居依然被「老干部」佔为「活动场所」。杜氏姐妹要将之办成会所式的「重远图书馆」，依然遥遥无期。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曾给杜氏姐妹写信说，「如能广集海内外资料，开设重远先生图书馆，定能在研究历史、缅怀先烈、教育后人方面大有裨益。我当全力支持，玉成此事」。国务院总理温家畆也致函她们说，「重远先生上海故居已经开放，可供人们缅怀先生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品质，实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被蒙在鼓里的温家宝，误以为故居「已经开放」了，其实尚是「有限度开放」而已。
杜重远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已渐渐澹去，国人尚能说得清杜重远历史的已经不多。正如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北京港澳台侨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乐美真说：「杜重远是谁，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了。但经历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由于杜重远英年被杀害，留存史料不多，两岸当局数十年来对他的研究都有所忽略。不过，与会的上海复旦大学荣誉校长王生洪透露，复旦大学正筹建杜重远档桉文献研究室。
在研讨会上，各地学者作了专题演讲，他们是：台湾传记作家王丰的《杜重远爱国思想之萌发与实践》、台湾历史学者郭冠英的《破碎的中国》、史丹福大学胡佛中心郭岱君教授的《未竟之梦：一九三零年，杜重远对决蒋介石》、台湾玄奘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王震邦的《杜重远：事业精神与理想》、牛津大学教授 Rana Mitter的《杜重远：战争，传记和新中国的雏形》、上海复旦大学荣誉校长王生洪、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吴景平的《杜重远和他的时代》、布里斯托大学前校长Robert Bickers的《杜重远，上海和报刊审查》、中共中央文献办公室原副主任金冲及的《杜重远和新生事件》、全国政协委员乐美真的《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牛津大学博士后Tehyun Ma的《杜重远：战时及战后中国的重建的设想》、哈佛大学教授Merle Goldman戈德曼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郭岱君说：「一个是致力谋求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现代化，为达目标，牺牲奉献在所不惜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大权在握，面对民族危难仍不断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领导人。九一八后，蒋介石内忧外患，採取折衷路线，而杜重远积极游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之后，为了建设新疆抗日根据地，杜重远身体力行，举家迁徙，一向重视新疆的蒋介石对当年的反对者也感到『有志一同』。不幸的是，在新疆惨遭军阀盛世才杀害的杜重远，建设之梦成为未竟之梦。如今回望历史，杜重远及蒋介石这些精英，虽因各种差异，造成彼此的局限，但他们一生的经历都彰显那个时代精英为国奋斗的精神。当年，中国现代化的梦没有实现，当下，我们这一代应继续努力，完成他们的未竟之梦。」
戈德曼也说：「杜重远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让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从辛亥革命开始所崇尚的信仰就是『承担社会责任，独立思考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思想独立。相比之下，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给予知识分子部分自由，以此共同解决当下的问题。儘管未来仍有很多阻碍，但相信会不断进步。国际社会採取抵制的方式已不再能帮助中国，唯有协助知识分子作各种有益的行动才能起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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