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式反腐打穿“底座”，必然撕裂权力共同体

邓聿文：习近平反腐为何必然撕裂权力共同体



图为2023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张又侠和何卫东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李尚福、刘振立、苗华和张升民当选中央军委委员。如今，上述六人中只有张升民一人尚未落马

（德国之声中文网）张又侠、刘振立——一位军委副主席，一位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被当局官宣被抓，仍让舆论有骤然一击之感。海外前几天虽盛传二人被控制，但参照何卫东的先例，外界并没有预期会这么快走到“公开点名”这一步。

  首先是“政治问题”，“反腐”只是外衣

中共政治语言的要害，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时候说、对谁说。解放军喉舌指控张、刘二人存在“五个严重”，尤其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几乎和通常意义的贪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一种政治指控，与对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指控如出一辙。倘若这种指控属实，那说明抓捕此二人（还有何卫东等）首先是“政治问题”的处置；而把它归入“反腐”，更像是为处置行动披上一件可被公开叙述的合法性外衣。换言之，在严格的政治—司法叙事中，只有以“腐败”名义，才更容易让“为什么要动他”说得过去。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反腐确实成了一件无往而不胜的“利器”。然而，当把任何对官员的惩处都放在“反腐“这个框里，就必然同腐败成性的权力共同体本身产生尖锐冲突。这并非说那些被查处的官员没有腐败，而是指反腐被作为政治合法化的工具后，它在逻辑上必然要走到撕裂权力共同体这一步。

因为中共官场的腐败是权力运行的副产品：许可、审批、土地、金融、项目、监管，几乎无处不可变现。当权力高度集中且不受外部监督，资源高度行政化后，权力本身就天然具有变现冲动。习近平若以近乎“圣人式”的道德标准要求官员人人干净，政治上或许无懈可击，现实却几乎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就只能不断抓人来兑现这种“道德洁癖“，反腐于是不再只是治理腐败，而会转化为对权力共同体的持续重塑。时间一久，它必然撕裂习近平赖以统治的结构基础。

  习近平打破“政治局委员一般不动，红二代高官一般不动”的底座

我曾提出习式反腐有三个“底座”式判断——政治局委员一般不动，红二代高官一般不动，退休政治局常委一般不动。它们不是制度承诺，却像官场默认的“物理定律”，维持了五六年的稳定预期，这本来是维持权力共同体向心力和体制某种弹性的“篱笆墙“，但从去年开始，前两个底座被打穿，几乎等于告诉整个体系：原先那套“层级越高越安全、关系越近越保险”的经验法则不再可靠，安全边界被重新划定在“风险评估”而不是“资历护身符”上。过去那种“站队正确就大体安全”的心理锚点，被拔掉了。

对习近平而言，抓捕军队的最高领导和核心角色，尤其考虑张还是他的“儿时玩伴”，两家关系很早建立，这当然像极了一次“权威展示”：否定了反腐的“例外”，等于向全党全军宣告——我连最靠近的人都能动，谁还敢挑战？但这种展示越强，对其政治权威的伤害也越深——它会在两个方面极大冲击习的权威：

一个方面是，反腐搞了这么多年，最核心圈层的重臣仍然成串倒下，这会把“反腐成功”的叙事反向扭转为“腐败顽固”的证明。你可以说这是刮骨疗毒，但体制内外都会生出更刺耳的理解：如果连你身边最重要的人都腐败成片，那要么腐败已成为权力共同体的常态，要么你的控制并没有宣传中那么有效。反腐越往上走，这种反噬越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更致命，这些人恰恰是你挑选的，是你长期信任并委以重任的。反腐的锋利在此刻会转化为对习识人用人能力的拷问，既然你以“正确路线”和“自我革命”自居，为什么最关键的位置总是选中腐败的人？既然反腐是治理核心，为什么你的用人链条反而成了腐败链条的展示柜？从而戳破官方对其“一贯正确”的塑造，并在官场心理层面投下一道阴影：不再相信“忠诚就安全”，而更相信“什么时候需要切割、谁会被切割”。当官员开始这样思考，组织的黏合剂就从信任变成恐惧，从合作变成防范。

恐惧一旦成为共同心理，权力结构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形：表面更整齐，内部更松散；表面更统一，实际更原子化。官场之所以能运转，靠的从来不是人人廉洁，而是利益与资源的交换，以及对边界的共同理解。前者让体系有黏性，后者让体系有预期。反腐若只是“打击腐败”，主要破坏的是利益交换；但当反腐动到政治局委员、动到红二代、动到“儿时伙伴”，它破坏的就不只是利益，而是边界本身。边界一破，官僚行为就会集体转入避险：能不拍板就不拍板，能不担责就不担责，能不出头就不出头。习能够看到的，是更整齐的掌声、更一致的口径、更高亢的忠诚；而他看不到的，是决策链条的迟疑、执行环节的拖延、真实信息的消失，以及干部体系的集体“装死”。

中国有句俗语，“水至清则无鱼”，这是对千年官场规则的至理名言，用来解释当今官场也非常恰当。这里说的不是为腐败开脱，而是揭示了一种结构性的悖论——在一个权力变现已成习惯的共同体里，把“人人干净”当成硬目标，只能导向两条路：要么永远达不到，反腐沦为永恒运动；要么为了达标，只能不断抓人，以抓人维持达标的姿态。前者意味着反腐成为常态化政治动员，后者意味着反腐变成持续不断的权力清洗。无论哪一种，都会让干部群体形成更冷酷的认识：问题不再只是你是否做错事，而是你是否会在某个时刻被需要做成“错的人”。当“错”越来越由政治需要决定，官场就会进入极端自保：真正能活得久的，往往不是最干净的，而是最会躲的；不是最能干的，而是最会装的；不是最讲原则的，而是最擅长稀释责任的。治理能力就在这种“集体避险”中被掏空：经济下行时不敢改革，社会问题时不敢担责，外部压力时不敢拍板，军队建设时不敢创新。机器看似更稳，实则更迟钝、更脆弱。这正是他发起大规模反腐的反面。

  可能引发政治地震

习的致命问题还在于，他的反腐不是盲动，而是一种过度自信，他以为只要持续不断地推进反腐，就可以把一支被腐败污染的官僚队伍改造成道德模范标兵，让所有官员规规矩矩行权做事。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目的之一是要改造人性，习的反腐某种意义上也是要改造人性，但是他高估了其权威，低估了人性。这是他的认识盲区。在此意义上，他有点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把石头一次次推上山，石头又一次次滚下来，周而复始，永远做着徒劳的事——而他每一次用力，都会让“反腐“这块石头在官场的恐惧与僵化中变得更重。

习抓捕张、刘的后果很可能会在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上集中显形。大会不是简单换届，而是重画权力结构的承重图。两个底座被打穿后，用人的第一标准势必前移到“安全”，也即风险是否可管理，它包括官员的背景是否复杂，圈层是否独立，资源是否过厚，家族是否可控，以及是否具备形成小共同体的能力。在这种“安全”逻辑面前，能力强、资源多、网络广的官员不再天然加分，反而更容易被视作风险；背景单薄、可替代性强、姿态稳定的官员更容易被认为安全。短期这会带来体制更高的服从度，但中长期会造成两个后果：其一，政策更保守、执行更机械；其二，权力更集中，但对真实情况的感知更差；权威更尖锐，却也更孤立。

我倾向于认为，第三个底座——退休政治局常委一般不动——大概率仍会被保留。那是最后的“象征性稳定线”，一旦突破，代价将从“纪律—反腐”直接跳到“路线—合法性”，成本过高。也正因为这一底座大概率不破，才更凸显前两个底座破裂后的现实：真正的安全边界已被重新划在是否影响当下权力结构上——能影响，就危险；不能影响，就安全。反腐在这里呈现出它最真实的政治属性：它不只是对过去的清算，也是对当下风险的清除。

而在极端高压环境下，甚至不排除出现更激烈的生存选择，比如个别高官在外访时预感凶险而选择滞留不归。是否会发生，取决于许多技术性约束，但只要这种可能性进入高层心理预期，就足以引发更强互疑与更严控制；而一旦真发生，其冲击绝非“跑了一个人”，会触发安全链条追责与连锁震荡，造成真正的政治地震。

  真正的问题是“抓到这个层级之后，体系还能靠什么运转”

因此，抓捕张又侠这样的“儿时伙伴”，并不能简单写成习近平“六亲不认”的道德故事。它更像一种权力政治的自我吞噬：为了证明权威无可挑战，必须否定过去维持结构稳定的安全垫；安全垫被否定后，权威短期看似更强，但合法性叙事与用人信用被削弱，权力共同体也被迫从“利益—预期”结构退化为“恐惧—控制”结构。

反腐走到今天，真正的问题已不再是“还能抓到谁”，而是“抓到这个层级之后，体系还能靠什么运转”。如果答案只能是更高强度的控制、更密集的切割、更漫长的人人自危，那么二十一大不仅将决定习近平下一步的权力布局，也将决定这套高度紧绷的权力共同体还能维持多大的韧性。届时他会发现，他需要更多“绝对安全”的人来填补更高权力的位置，可又越来越难找到既安全、又能干、还敢负责的人。故而，他面对的可能不再是谁会挑战他，而是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机器还在，但谁敢替他把它继续往前开？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