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低物价有害，那么长期低工资呢？

最近，一篇来自权威理论刊物《求是》的文章，高调地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忧患”。文章忧心忡忡地警告我们：长期低物价有害，可能导致消费收缩、企业利润下滑、经济活力不足。文章的逻辑链条看似严密，声调充满关怀。但一个最直接、最朴素的问题随之而来，如同一声被捂住的闷响：如果长期低物价如此有害，需要被“推动回归合理区间”，那么长期低工资呢？它对亿万劳动者家庭的消费能力、对国内市场的需求根基、对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难道就无害，甚至是“有益”的吗？那篇宏文对此保持了意味深长的、彻底的沉默。这种选择性失明，不禁让人嗅到一股熟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算盘味儿。他们慷慨激昂地论述通缩的可怕，却对工资这一决定购买力的核心要素讳莫如深。这背后究竟是无心遗漏，还是有意为之？我们不妨撕开那层理论绸缎，看看里面藏着的，到底是哪一把算盘。



一、不提工资的物价讨论，就是耍流氓

让我们先按照那篇文章喜欢的“经济学逻辑”来推演。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物价（CPI）持续低位运行，会强化公众的通缩预期。人们觉得东西以后会更便宜，于是推迟消费，持币观望。消费需求一萎缩，企业东西卖不出去，就只能降价或者减产，利润变薄，进而可能裁员、降薪。投资意愿也跟着下滑，整个经济就会陷入“预期转弱-需求不足-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看，多么标准，多么教科书。任何一个学过宏观经济学前三章的人，都能复述这个流程。

但是，且慢。这个循环的起点，那个至关重要的“消费需求”，它是由什么决定的？是消费者凭空产生的欲望吗？不，在市场经济中，有效的消费需求，直接依赖于消费者手里有多少钱，即可支配收入。对于绝大多数依靠工资性收入生活的劳动者而言，可支配收入的核心就是税后工资。逻辑链条在这里，其实应该非常清晰：劳动者工资水平→决定其消费能力与意愿→形成最终消费需求→影响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销售与定价→传导至整体物价水平。这是一个从收入端到价格端的传导过程。

那么问题来了。当那篇文章煞有介事地担忧“消费收缩”时，它为什么不敢向前追问一步：消费为什么会收缩？是因为老百姓突然都不爱花钱了，还是因为他们的钱袋子，也就是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以至于“不敢花钱”、“没钱可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之间，存在明显的、持续的落差。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长期处于一个被挤压的状态。这才是需求不足的病根，而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通缩预期”。

他们巧妙地绕开了这个病根。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推动物价回归合理水平”。好，现在我们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在不显著、不普遍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前提下，要想让物价指数（CPI）这个数字“合理”上涨，有哪些途径？无非两条：一是企业生产环节的成本（如原材料、能源、物流）普遍上升，被动推高终端售价；二是企业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主动提高销售价格，也就是提高利润率。第一条路，在当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并未全面暴涨的背景下，缺乏普遍基础。那么，最直接、最可能被“推动”的，就只剩第二条路：让企业，主要是资本持有者，获得更高的销售利润率。

这形成了一个荒谬绝伦的图景：一边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乏力，购买力原地踏步甚至缩水；另一边，却要通过政策“引导”或市场“推动”，让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涨上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成本在增加，而他们的货币收入却没有同步跟上。其直接结果，就是实际工资的进一步下降。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钱更不值钱了，但工资没见涨”。求是网那篇文章所担忧的“消费收缩”，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劳动者实际购买力的被侵蚀而加剧。这哪里是解药，分明是毒药。他们避而不谈如何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来夯实消费根基，却暗暗指向了一条通过维护甚至提升资本利得来“制造”物价上涨的路径。这套逻辑的终极受益者是谁，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这种只字不提分配端改革，只想着在流通端和价格端做文章的“经济学”，不过是为特定利益张目的“皇帝的新衣”，看似华丽，实则空洞，而且冰冷。

二、当法律条文遭遇现实的打折执行

或许有人会说，工资问题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管着，有最低工资标准保底，法律自会解决。那我们就把视线从虚无的经济学模型，转向实在的法律条文与司法现实。是的，我们拥有一套看起来相当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对试用期工资，第八十五条对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加付赔偿金，都有明确规定。更具体地，各地政府每年还会颁布“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劳动报酬的法定底线。

白纸黑字，庄严郑重。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无数被报道的纠纷，劳动者为何需要历经仲裁、诉讼，耗时数年，才能讨回本就属于他们的、低于最低标准的工资差额？这本身就说明，法律的明文规定，在现实中遭遇了系统性的、习惯性的打折执行。这种“打折”，首先来自资本逐利的天性。将工资压到法律边缘甚至突破底线，是最直接的成本压缩方式。其次，则来自某些地方在发展中，对于资本和“营商环境”的畸形偏袒。劳动监察的乏力，司法程序的时间与经济成本，让违法者常常心存侥幸。

更重要的是，即便劳动者拿到了法定的最低工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本身，是否足以支撑文章所期待的、能够拉动内需的“旺盛消费”？以全国多数地区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其额度往往仅略高于当地低保线，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相去甚远，更遑论支撑一个家庭有尊严的生活、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发展型消费。法律保障的，仅仅是一个不被饿死的“生存权”底线，而非能够参与经济循环的“发展权”基础。那篇谈论“经济活力”的文章，对法律所能保障的这个低水平的“生存工资”与现实所需的“活力工资”之间的巨大鸿沟，再次选择了视而不见。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齿冷的“共谋”结构：在法律实践层面，劳动者争取法定最低报酬尚且困难重重，社会整体工资水平在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而在理论宣传层面，权威声音却开始担忧“物价太低”，暗示需要提升价格水平，而对提升劳动报酬这一根本环节缄口不言。法律执行上的“软”，与理论导向上的“偏”，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共振。这种共振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的相对经济地位在法治与理论的双重框架下被悄然固化甚至削弱。法律本应是劳动者权益的守护神，但在这种结构性问题面前，它有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其严肃性被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割裂所消解。当捍卫底线的法律都举步维艰时，一篇鼓吹提升物价而不提工资的文章，其立场究竟站在哪里，已经不需要更多辩解了。

三、被刻意模糊的阶级分析与制度承诺

剥开经济学的外衣，绕过法理学的细节，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是一个最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分配。那篇文章通篇在谈“价格”、谈“预期”、谈“循环”，却唯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分配”二字，特别是“初次分配”中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这不是疏忽，这是一种精明的叙事策略。一旦讨论分配，就必然涉及阶级性的分析，必然要直面“谁创造价值，谁获得更多”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指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在补偿了生产资料转移价值（C）之后，剩余的部分（V+M）需要在劳动力自身（V，即工资）和资本所有者（M，即利润）之间进行分配。这个V和M的比例，即剩余价值率，直接体现了剥削程度和阶级间的分配关系。我们的宪法与党章，明确宣称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优越性承诺之一，就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然而，求是网的文章构建的叙事，完全抽离了这种阶级与分配视角。它将经济困境抽象为一个技术性的“物价低迷”问题，开出的药方也是一个技术性的“推动物价回升”。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被模糊为同质化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企业。但这种抽象是欺骗性的。在物价与工资的变动中，两类“市场主体”的利益是根本对立、此消彼长的。在劳动生产率没有大幅跃升的情况下：

·求是网避谈的方案：普遍地、实质性地提高劳动者工资（V增加）。这会直接增加劳动者购买力，可能提振消费，但也可能压缩资本利润空间（M减少），并可能推动成本上升型物价上涨。资本家不喜欢。

·求是网隐含的方案：在工资（V）不变或缓慢增长时，推动终端销售价格上涨。这会直接提升资本利润率（M增加），但同时侵蚀劳动者实际购买力（实际工资V/P下降），抑制其消费。劳动者受损。

那篇文章，通过对“长期低物价有害”的单一强调，以及对提高工资方案的彻底沉默，实际上是在舆论和理论层面，为隐含的方案铺路。它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工资是否太低”这个触及分配核心的问题上引开，转而让大家去担忧一个看似中性、实则暗藏利益输送的“物价太低”问题。这无异于在说：“别吵吵你口袋里钱太少，咱们来谈谈怎么让货架上的东西涨价更重要。”这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关于维护劳动者主体地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核心承诺。它制造了一个“理论真空”，在这个真空里，阶级不见了，剥削不见了，只剩下需要被精心调控的、物化的“价格信号”。这种论述，与其说是在分析经济，不如说是在为一种特定的、有利于资本的分配格局做辩护和铺垫。它偷换了问题的本质，将分配不公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扭曲成了价格信号失灵的技术问题。这是理论的堕落，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原则的无声背叛。

结语

所以，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一篇题为讨论“长期低物价有害”的文章，其真正潜台词，根本不在物价，而在分配。它是一份精心包装的意识形态投名状，一次对公众经济感知的巧妙操纵。他们害怕讨论工资，因为提高工资会触动真金白银的利益蛋糕；他们热衷讨论物价，因为操纵物价（或者说，营造通胀预期）可以成为在分配格局不动的前提下，向资本输送利益的隐秘管道。他们用“通缩恐慌”来吓唬人，用“经济循环”来绕晕人，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忘记那个最简单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天经地义，于法有据，于理相符，是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最直接、最根本的途径。而他们，那些理论的鼓手们，对此连提都不敢提。他们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在不触动现有利润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把经济数据的表针拨弄到“合理”区间。这种“合理”，是对资本的合理，对劳动者的残酷。当理论的笔墨竭力避开“工资”二字时，它的立场就已经肮脏不堪。我们不需要更多这样充满算计、回避核心的“权威论述”。我们需要的是直视问题的勇气：提高劳动者报酬，刻不容缓。除此之外，任何关于物价的讨论，都是别有用心的障眼法，都是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公开羞辱。他们的沉默，已经震耳欲聋；我们的质问，必须持续回响：长期低工资，难道就对经济无害吗？这个问题，他们永远不敢，也永远不会正面回答。因为答案，就写在他们所维护的那个利益结构的墙上，鲜血淋漓，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