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十大小说揭晓

二零零九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紧扣众多历史周年记忆，涵盖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新中国诞生、国民党迁台、反右、文革、大马华人、中国崛起等，拒绝遗忘成为母题。张爱玲、虹影、陈冠中、葛亮、苏童、阎连科、蔡素芬、也斯、陈玉慧、韩丽珠的十本小说，写出更多想像与思考空间，也分担中华民族软实力发展的命运。

二十一世纪首个十年结束了，二零零九年中文小说的内容也紧扣当下众多历史周年的记忆，涵盖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新中国诞生、国民党迁台、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及经济腾飞，等等。文学与历史及今日融合，成为灵感的源泉。

零九年中文小说的特点是，作品藉真切的情境、鲜明的性格再现当下的时代风云，突显历史的岁月沧桑。陈冠中与葛亮就此作出突出贡献。不过，无论文学时空的风景多么悦目清新，真正打动读者的，仍是书中的人物，他们戴著形形色色的面罩，但却说著真话，犹如我们邻居那样，拉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小说技巧呈现多元化，从纪实到变形，从寓言到假托，从意识流到魔幻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家也展示丰沛、坚实的实力，在亚洲周刊入选的十位作家中，女性占据半壁江山。从张爱玲到虹影，都以绚丽文采通透人性，更揭示时代的趋势、聚焦社会的热点，读者为之惊艳。

亚洲周刊评选全球华人二零零九年“十大小说”揭晓：（一）、《小团圆》（张爱玲、皇冠丛书）；（二）、《好儿女花》（虹影、九歌出版社）；（三）、《盛世》（陈冠中、牛津出版社）；（四）、《朱雀》（葛亮、麦田出版社）；（五）、《河岸》（苏童、人民文学出版社）；（六）、《我与父辈》（阎连科、云南出版集团）；（七）、《烛光盛宴》（蔡素芬、九歌出版社）；（八）、《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也斯、牛津出版社）；（九）、《China》（陈玉慧、印刻出版社）；（十）《灰花》（韩丽珠、联合文丛）。

零九年中文世界最轰动的小说，无疑是“文学祖师奶奶”张爱玲的《小团圆》。读者多年来望眼欲穿而不得的“张爱玲自传”，终浮出水面。书中每个人物都可在现实中对号入座，找到原型。但是，张爱玲早于一九九五年离世，而作者九二年曾在一封信中明言《小团圆》“要销毁”；该作品出版是否有违作者生前意愿？可是，另有更多资料显示，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她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而最深知、最好的材料又怎能超越自传性文字？张爱玲还明确表示“《小团圆》一定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张爱玲对该作品倾注心血与感情，可见一斑。

从另一方面看，《小团圆》前四章几近“紊乱”的述，也道出张爱玲焦虑冲动、犹豫困惑的内心挣扎：是否让隐藏几十年的私密见天日？主人公九莉对邵之雍（胡兰成）既痛苦又恐惧，而内心仍呼唤“要他回来，马上回来”。为挽留他在身边，她甚至宁可战争不要停歇。《小团圆》的自传色彩更清晰了。

炉火纯青之作《小团圆》，分明打上文学张爱玲的专属印记，文字更惊艳，情感更铺张，苍凉感更厚重。“跟不喜欢的人亲密是最恶心的”。地下工作者荀桦经九莉与邵之雍营救出狱后，心存“汉奸妻，人人可戏”之念，在电车人群中用受过老虎凳酷刑的双膝调戏她，根本不念及救命之恩：若无受侮者的打救，他仍须接受老虎凳“洗礼”，瘐死囹圄也未可知。“汉奸妻，人人可戏”的流氓举止与卖国行径同样令人不齿，逃不脱道义的挞伐。

《好儿女花》是虹影反思爱情重挫的自传体小说。又名指甲花的好儿女花，活得顽强，花开得灿烂，但极易凋谢。虹影与小姐姐为爱而惨受煎熬，几次自杀未遂，也宛如一双好儿女花。小说接近结束，虹影石破天惊披露，她原来与小姐姐“二女事一夫”。

与虹影巨痛及耻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母亲爱情的高风亮节。在缺吃少穿、腥风血雨的文革年代，母亲爱著包括丈夫在内的多个男性，她与他们爱得无比深挚，也有死去活来的心灵巨痛，却从不接受爱欲与嫉妒的摆布，以格调、品质而论，堪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楷模。但“母亲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我的根没有了。”

书中也涉及文革的残酷回忆。重庆地区的群众组织互开杀戒，掩埋“烈士”时，战俘们一排四人跪在坟坑前接受枪决，其中有一个十七岁女孩，“一身蓝色学生装，栓根牛皮带，铜扣?亮……齐耳短发下一张秀丽脸，大睁著恐怖的双眼。她的尸体被推进坑里，陪葬”。文革两派都在标榜“为毛泽东主义而战”，却干出国共内战都不曾有过的杀降与陪葬，夫复何言！

二零一三年，中国将是怎样景象？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寓言小说《盛世》称，届时经济危机将重临西方世界，中国更富有、更强盛、更自信、更骄傲，进入盛世；人民充满幸福感，高唱“嗨赖赖”红歌。但全国人民却有一个月的“失忆”，曾发生过大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注射禽流感疫苗等恐怖事件，但相关记忆都被当局用药物MDMA抹去。向有“为民请命”传统的知识人活得心安理得，由别无选择走向主动迎逢，“只要体制吸纳我，腐败也好专制也好，我不是不能接受。”

小说主人公老陈、方草地、小希等人收集证据，发掘被人为抹煞的“失忆月”。为此，他们绑架了政治局高官何东生，弄明白“失忆”的来龙去脉。何东生却表示，人本来就是善忘的动物，中国人更渴望忘掉一些历史，中共运气好，“中国人活该给共产党统治”，“这可能是神迹，可能是中国人的共业”。目前，《盛世》港台版与网络版已流入中国大陆，网民以小说为导向，追问中国崛起的立国精神及国家权力合法性，拒绝“嗨赖赖”的幸福感。

葛亮的《朱雀》是那种属于“鸿篇巨制”的大作品。故事主线由异乡人、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切入，从他在夫子庙邂逅南京姑娘程囡相识相恋开始。不过，围绕程囡家族渊源的故事副线更引人入胜，而女教师忆楚的故事格外惊心动魄。忆楚在一个雨夜遭工人老魏强暴，其后嫌犯很有担当地前去警局自首，不料忆楚决定和他结婚，以慈悲之举免除牢狱之灾。可是妻子那个雨夜的惊恐神情及痛苦蜷起的膝盖，令丈夫一年多在床上雄风尽失。

读者没想到，忆楚的那床婚被竟是“故事高潮”。养母与忆楚相依为命，从女孩十二岁起就开始刺绣龙凤被面，谁知结婚前一天才发现上面已有蛀孔，而且“偏偏在凤头上，尽管连夜修补，可是金丝线颜色却对不上色了”。寥寥几笔感天动地，文学功力与用心直逼张爱玲。

龙生龙，凤生凤；封建主义血统论大行其道。苏童长篇《河岸》翻回了文革史上最丑陋、最愚昧也最血腥的一页。主人公库文轩、慧仙、傻子扁金和库东亮都在为“我是谁”而苦恼，而这个“谁”不过是出身的空虚符号，在励志人生路上其实有百害，而一无用处。

库文轩是中共烈士后代，在镇上当过书记，风光无限。后在一次政治运动中，烈士子弟变成“冒牌货”，跌入社会底层，妻子也离异而去。库文轩当上船工，仍走不出掌权时“风流罪”的阴影，终于挥刀自宫，落下难以启齿的残疾。

但这一刀仍斩不断厄运的吸盘，儿子库东亮重新把父亲的风流事牵扯出来，二代人反目成仇。不过，当烈士纪念碑被迁走时，父子二人捐弃前嫌，齐心力保。库文轩把母亲的纪念碑绑在身上投水自尽，“一个巨人投入河流，我拉不住他……金雀河河面上响起爆炸似的一声巨响，水花四溅，岸上一片惊呼”。这是一曲悲歌，也是一出闹剧，唯革命先烈在冥冥中望风而泣。他们以“不平等毋宁死”的信念而英勇牺牲，换来却是更不平等、更变态的丑陋现实。

阎连科的长篇《我与父辈》，被称为“锥心泣血的文字”，书中尖锐提问，“我们这个时代渐渐地开始遗忘过去，不知觉中背叛自己的记忆”；但“能逃避和躲开什么呢”？书中写父亲三兄弟的故事，又写自己的故事，也写中国农民逃离故土的顽强努力，更写父辈对子辈不近情理的苛求，而暴躁背后却是刻骨的自卑，令人鼻酸不已的城乡差距，以及夹缝中求生存的窘迫，然而骨气并没有被消蚀。尽管“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诗）”，但社会上最不受赞颂的农民父辈却是最具资格的英雄，他们和世上所有民族的英雄一样，拥有比领袖、精英和名人更值得敬佩的品格。也正是这样的父辈养育了作家阎连科日后的写作血性及文字机锋。

台湾作家蔡素芬穷尽九年时间，写出“以爱情包装国族历史”的长篇《烛光盛宴》，浓缩了一九四九前后台湾与大陆的漫长岁月。三位女主人公是外省小姐白泊珍、本省女子菊子、以及故事述者“我”。富家小姐白泊珍原籍四川，为替家族“续香火”，曾接受入赘夫婿，后离家出走成为战地护士，最终来到台湾。菊子在帮佣的眷村中，遭数名外省军人轮暴，生下弱智小孩。最后，眷村面临拆迁，启动了不同族群对话、理解的新时代。

战火吞噬生命，而生命在苦难中尽显顽强。为抗日服务的战地护士情同姐妹，以医院为家。当离散姐妹们重逢时，不约而同都有男士相伴，不禁相视而笑，“女儿有个家总是好的”；“幸福可以抵销辛苦”；“离了家的人，会建立起自己的家，与千千万万个家庭一同搬演一个家庭的节奏”。这是多么顽强、多么可敬、多么温馨的生命意识。有女性，就有妈妈；有妈妈，才有人类。

普鲁斯特说，记忆从气味开始。那么，思考之旅是否从食物启程？《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香港作家也斯的短篇集，十二个短篇讲述九七回归后香港文化与精神特质的变化。点题短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中，主人公试吃“叫不出名字的水果”，似是“荷兰豆跟龙眼杂交以后的私生子”，味道也还“有趣”。主人公因父母偷渡来港，申请身份证时胡乱填写出生日期，在各种文化系统的夹缝中，对“自我”不甚了了，过节庆也马虎应对，个性散漫善变，象征了香港的多元、犹豫、矛盾、又安于共融的性格。

在《西厢魅影》中，香港教师抵触英国教

授的管治，特别感谢他人支援，就像“偏嗜某种偏门食物的老饕……对稍微显示相似倾向的同道人，也容易引为知己”。看到清洁工阿婶把办公桌上的烟蒂、纸团倒进黑胶袋，教师想到自己母亲也是清洁工，从事同样的工作，而“自己是垃圾制造者，心中不由升起内疚之情”。这种温和内省的情怀分明刻有香港性格的烙印。作者认为，国际大都会香港九七回归后，一些人看不起新移民，以往对外乡人的友善态度反而淡薄了，“今日许多看来冒大不韪的东西，都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2009年十大小说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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