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总统马杜罗在拉卡洛塔山的蒂乌纳堡被强行掳走，惊心动魄的政治剧变曾让委内瑞拉席卷全球舆论焦点。2026年6月24日，一场 7.5 级强烈地震将它再度推至全球大众的视野。
彼时，距离我结束这片土地的十三天旅行，不过刚刚过去两月。两个月前的委内瑞拉，已经是一个在国际新闻里被反复打上“崩溃”标签的国家。两个月后的这场地震，无疑让“崩溃”二字多了一层物理性的注脚。
西蒙玻利瓦尔广场上，马杜罗总统被掳走的LED计时屏（作者拍摄）
得知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加拉加斯老城区“银丰酒家”的中餐馆老板吴姐。
微信语音里，吴姐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没事，没事，房子没塌，就是停水了。”
“人没事”，她说得很平淡。这是她在委内瑞拉扎根二十多年来最熟悉的口头禅。但“没事”二字背后，却是一个国家二十年来反复吞下的苦楚。
看不见的迁徙
红砖简易房层层叠叠地铺开，一直延伸到山脊另一侧。这是两个多月前我从加拉加斯北部山坡上经过时看到的画面。
加拉加斯三面环山，山坡上密密麻麻地铺满了红砖简易房——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类似的条件之下。这里的人们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绝大多数人都在挣扎求生。
首都加拉加斯佩塔雷贫民窟（作者拍摄）
佩塔雷，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之一。这里本是一座始建于 1621 年的古老城镇。上世纪 30 年代，繁荣的石油经济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首都加拉加斯，大规模的非法搭建便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将这里演变成了如今的贫民窟。由于人口统计极其困难，佩塔雷贫民窟的总人数一直众说纷纭，大致估算在 60 万到 100 万之间。那些拥挤在狭窄巷弄间的简易砖房层层叠叠，更是构成了一座密集的“城中城”，被世人描述为“迷宫”与“巨型城市阴影”。
在各类旅游指南中，佩塔雷向来被列为高风险区域——暴力早已常态化，帮派火并、绑架、枪战等犯罪屡见不鲜，许多地方连警察都视作“禁区”。好在向导Angela是土生土长的委内瑞拉人，当我们提出想去佩塔雷看一看时，她并没有犹豫，只在她判断安全的地段允许我们下车拍照，其余时间都是开着车缓缓穿行。
首都加拉加斯佩塔雷贫民窟（作者拍摄）
在前往佩塔雷的路上，汽车驶过拉卡洛塔山时，Angela指着山后说，那里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军事要塞——蒂乌纳堡，也是马杜罗总统的藏身之处。1 月 3 日，要塞遭到轰炸，马杜罗被人从这里强行带走。如今，要塞的轰炸痕迹犹在，街道两旁高悬的总统画像，只剩下一种近乎虚无的宣告。
从杂乱无章的贫民窟，驶入佩塔雷殖民历史中心这片世界遗产地，时光仿佛倒转四百年。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彩色房屋、鹅卵石铺就的街道、粉色的耶稣圣名教堂，还有 1867 年建成的市政厅上悬挂着的马杜罗画像，共同见证了佩塔雷从殖民小镇到现代都市的沧桑变迁。
我问Angela，这儿算不算加拉加斯最美的地方？她笑着说：“算是最美之一，因为加拉加斯还有许多非常美丽的地方。”
无处不在的马杜罗和夫人画像（作者拍摄）
破败与美丽，危险与迷人，构成了委内瑞拉最显性的张力。而在这张力之下，是一场无声的庞大逃离。
委内瑞拉是全球近十年规模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之一。联合国与多国移民部门的数据指向同一组残酷的数字：截至 2024 年底，离开委内瑞拉的累计人数已达约 790 万，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约为 2800 万。这意味着，每 4 个委内瑞拉人里，就有超过 1 人已经离开。
他们大多流向哥伦比亚、巴西、秘鲁、智利等拉美邻国。剩下的小部分，则沿着“走山”路线一路北上，试图越过美墨边境抵达美国。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这场迁徙：“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负担一日三餐，无法获得安全的住所……只能沿着危险且不规范的路线不断迁徙，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佩塔雷殖民历史中心（作者拍摄）
被折叠的经济
我第一次真正掂量出这个国家生存的重量，是在加拉加斯老城区一个叫银丰酒家的中餐馆里。
老板吴姐是广东恩平人，二十多年前到委内瑞拉开餐馆，一直做到今天。恩平在广东江门，丘陵山地为主，自古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本地人形容“有女莫嫁恩平郎”，却是道尽了这片土地当年的贫瘠。
恩平人远赴南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拉美废止黑奴贸易，金矿与铁路急需劳力，第一批契约华工从秘鲁、巴拿马辗转运抵委内瑞拉。1980 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与委内瑞拉石油繁荣同期到来，连锁移民潮随之掀起；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间新移民多达 15 万人。
梅里达最好的中餐馆（作者拍摄）
这 20 万恩平人，占委内瑞拉华人总数的九成。在加拉加斯的麻拉街、华恋社，恩平话比普通话还通行；“委国货运”、“委国空运”的中文招牌一路排开，甚至有当地人把恩平话误当成“中国话”。
吴姐店里的食客，多半衣着体面。她说，中餐在加拉加斯不算便宜，一份牛肉炒面定价 10 美金上下——按当地人的收入水平，能进中餐馆的“都不是普通民众”。
中餐馆点一份快餐需要支付的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作者拍摄）
但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另一个细节。
午餐高峰时，一位微胖的中年男人端着一盘炒饭从我桌边走过。吴姐介绍，这是店里的服务员，白天在政府做律师，每月工资150美金。150美金——这个数字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开支，所以他同时在吴姐店里兼职跑堂、闲时送外卖，叠加在一起月入三四百美金，是政府工资的两三倍。
在委内瑞拉，公职人员靠兼职补贴家用早已是常态。
这种“双轨”折射的，是这个国家货币体系的彻底失效。玻利瓦尔自2008年起经历三次币制改革——删去了14个零，但通胀依旧。2025年5月，年化通胀率已升至229%；到12月，部分口径的通胀数据已突破556%。为求生存，约九成私营企业以美元发薪；商业往来越来越多地改用一种叫“币安美元”的东西——其实是USDT这种稳定币在小额交易中的本地化称呼；在加拉加斯的餐厅、超市、出租车上，电子美元正在取代纸币，成为事实上的结算单位。
日常物品都以美元标价（作者拍摄）
然而，那些仍以玻利瓦尔领工资的人——公务员、教师、退休人员——却在这个被数字美元撑起的经济里彻底失语。吴姐那家不大的餐馆，意外地成了这个国家经济肌理的一个微缩样本：律师白天办案、晚上跑堂，本质上是被自己的国家“二次就业”。当连“体面”二字都难以维持，谈论国家命运就成了一种奢侈。
无言的政治
梅里达位于安第斯山脉海拔1600米处，是座被殖民记忆浸透的古城。我们的向导司机Davila——梅里达本地人，靠一间小办公室、一名员工、一台车养活全家。他不懂英语，靠翻译软件和我交流。
高原古城梅里达（作者拍摄）
沿途的公路边，不时出现马杜罗与夫人的巨幅宣传画。风一吹，画布猎猎作响。
我问Davila，“你怎么看马杜罗被带走这件事？”
他没接话。几秒后，递过手机，屏幕上一行西班牙语，被翻译软件翻成中文：“我不喜欢谈论政治。”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对很多委内瑞拉人而言，政治不是话题，而是一道不能轻易触碰的伤口。万般心绪，皆止于沉默。
回到Davila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三个孩子的合影。大女儿已经是职业足球裁判，小女儿在学体操。他说干旅游的人不多，包车价格低得近乎亏本，“但总要有人认真做”。
临别那天傍晚，车子缓缓驶回古城，暮色把安第斯山一点点吞没。
我问Davila：“梅里达是不是很安静？”
他想了想，说了一句：“是啊。”
梅里达旅行社老板Devila（作者拍摄）
但不是所有人都选择沉默。同样在加拉加斯，Angela就恰恰相反——她今年35岁，是位单亲妈妈，十岁的女儿在加拉加斯读书。Angela原本在梅里达一所著名的大学护理专业就读，毕业后来到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当护士，但因收入太低辞职，如今转行做起了司机和向导。
Angela熟练使用翻译软件，也并不避讳谈论家国，对于委内瑞拉人们的生活她有说不完的情绪与感受。作为委内瑞拉的新青年，她坦率果敢，在她看来官场的贪腐乱象是这个国家持久无法走向稳定的根源。谈到委内瑞拉的政治现状时，Angela的语气异常平静，平静到近乎冷淡：“走了一个强盗，来了一个魔鬼。”
这句话后来在我心里反复回响。它几乎是对“民主化”叙事最朴实却无比精准的反驳——换人未必带来改变，结构性的贪腐与衰败远比一个具体的统治者更顽固。
我和Angela在佩塔雷殖民历史中心（作者拍摄）
马杜罗被带走那天，街上有人放烟花。她说那不是“庆祝”，是“释放”——一种压抑太久的释放。马杜罗的离开并不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长期以来积蓄的苦楚与愤懑却早已被压缩到了极限，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给密闭的高压锅突然上了一个排气阀，所有的喜怒哀乐一股脑地从这唯一的出口释放出去，没人知道那是好是坏。
在委内瑞拉，个人命运的突破往往不来自内部，而来自外部。邓拉普-欧文的“华盛顿共识”在该国早已破产，2026年的一纸政治变局，也没能让石油从地下冒出来。普通人所图的，不过是从外部世界借一点光。
Angela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愿望：攒够钱，去一趟广州的广交会。她想看看那头的供应商、想找找新的门路。一个连签证都还没影的普通司机，却把“广交会”当成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我和Angela在中委友谊园（作者拍摄）
废墟之上，日常不朽
地震的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余震的震级和发生频率都在持续下降，但寻获更多生还者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这并不是这个国家近年来第一次承受天灾。1999年的特大洪水曾造成上万人死亡；2010年前后查韦斯政府应对灾害的不力，至今仍被部分研究者视为其执政合法性的转折点之一。但与历次天灾不同，这一次的地震叠加在了极度脆弱的经济与社会肌理之上——一个在通胀、制裁、移民潮、能源封锁中长期失血的国家，面对一场7.5级地震，注定要付出比正常国家更高的代价。
地震之后，吴姐在微信群里接龙捐款。
她所在的恩平同乡会是加拉加斯最大的华人互助网络之一。地震后第二天，会里便开始组织救援物资、协调临时安置。和她在同一个群的，还有开超市的、做进出口的、开五金店的几百号恩平同乡。
这是她在委内瑞拉的第22年。
地震后的委内瑞拉（图源网络）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恩平人跟随着这个国家的石油周期到来，又在石油周期结束之后留下。1980年代，靠“委内瑞拉打工月入两千美金相当于国内好几年”的传说，恩平年轻人把飞往加拉加斯的机票当成“成人礼”。到2010年代之后，石油繁荣不再，委内瑞拉陷入恶性通胀、社会动荡，恩平人也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带着积累的财富回到江门老家，另一部分人留下来，继续经营已经扎根的超市、餐馆、五金店。
吴姐属于后者。她说，现在最大的变化是进货的账期变长、汇率变动太快、客人变少。“以前一个月能挣到一份像样的工资，现在也就维持”但她没打算走，“孩子在这里读书，房子在这里，回去反而不知道干什么。”
790万，这个数字的另一面，是剩下的人——2000万委内瑞拉人。他们是吴姐、是Davila、是Angela、是Peter，而他们是委内瑞拉之所以仍是委内瑞拉的原因。
Angela开车载着我们穿过佩塔雷时说过一句话：“这里很乱、很穷，但很多人依然不想离开。因为这是他们的家。”
首都加拉加斯佩塔雷贫民窟（作者拍摄）
在新闻抵达不了的地方，人们还在好好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像陈词滥调，但当你真的站在佩塔雷的巷弄里、坐在恩平人的中餐馆中、坐在一个不愿谈论政治的人旁边看安第斯山的日落时，你会发现——它只是事实。
委内瑞拉还在，委内瑞拉人还在。至于未来——这场地震之后的未来，将由剩下的人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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