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7 月 27 日长鑫存储上市时，中国政府经历了硅谷人士所说的 “ 突然暴富事件 ”。
这家计算机存储芯片制造商以每股 8.66 元的价格完成轰动市场的 IPO，募集 579 亿元，相当于 86 亿美元 。 长鑫存储登陆上海科创板后，首日收盘价达到 49 元，较发行价上涨 470%，公司估值高达 3.3 万亿元 。
这使长鑫存储成为中国内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同时创下今年亚洲规模最大的 IPO 纪录 。 对于长鑫存储最大的股权持有者，也是最早的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好消息 。
这个投资者正是中国政府 。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家 。 他投入重金赌中国经济能够转型为高科技强国，把大量国家资金投入绿色能源 、 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 。 他的政府还支持电池 、 无人机乃至飞行汽车制造商 。
截至 2024 年底，中国政府已经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等 2000 多个国家支持的投资载体，投入约 12 万亿元 。 习近平因此被认为具有耐心和远见 。 中国创新体系首次获得大规模注资是在十年前，这段时间大致相当于典型风险投资基金的完整生命周期 。
长鑫存储是习近平迄今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 这个公司由政府在 2016 年参与创立，是所谓 “ 合肥模式 ” 的产物 。 这个模式得名于中国东部城市安徽省合肥市，也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 。
按照这种模式，政府不是从现有企业中挑选赢家，而是在战略科技企业的早期阶段直接成为股权投资伙伴 。
这类投资正在重构中国经济 。 就在本周之前，中国内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还是一家沉闷乏味的银行 。
这种投资，算是国政府削弱外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主导地位提高中国自主能力的一部分 。
长鑫存储正在挑战少数几家领先的外国企业 。 美光科技 、SK 海力士和三星合计占据全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市场 90% 以上的份额 。 这类存储器主要用于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 由于人工智能企业的需求近乎无止境，这三家公司今年的市值都已经突破 1 万亿美元 。
长鑫存储在 2019 年获得一家德国公司的存储技术专利授权，由此进入这个行业 。 目前，长鑫存储只占全球 DRAM 市场的 8%，但随着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考虑采购中国芯片，以控制消费电子产品成本，长鑫存储的市场份额看来将继续扩大 。
政府对长鑫存储的投资也带来了巨额财务收益 。 经济学人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分析长鑫存储向科创板提交的 IPO 文件后发现，大约 15 家与政府有关的投资者直接持有公司 36% 的股份 。
如果把政府在私募基金中的持股计算在内，政府实际持有的权益还要高得多 。
经过股权稀释后，这些直接持股目前的账面价值达到 1.1 万亿元 。 按照基本假设估算，这笔投资的投入资本回报倍数可能超过 40 倍 。 长鑫存储最早的一家政府背景投资者长鑫集成，目前持有的股份价值达到 3450 亿元 。 任何硅谷风险投资家都会对这样的回报感到满意 。
不过，长鑫存储只是中国政府众多投资项目之一，其他投资的表现并没有这么理想 。 在投资组合的其他部分，政府正处于任何风险投资机构都不愿面对的境地，那就是缺少退出路径 。
2020 年起，中国政府开始严厉整顿科技行业，包括美国资本在内的私人基金随后减少了对创业公司的投资 。 此后几年，政府成为不得不承担最后融资责任的风险投资者 。
据 《 南华早报 》 和中国数据服务商烯牛数据统计，去年投入私募股权市场的资本中，九成来自与政府有关的投资者 。 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如此庞大，意味着中国政府需要出现更多长鑫存储这样的成功案例，才能弥补其他投资项目的损失 。
这类基金也容易滋生腐败 。2022 年，警方指控负责中国主要半导体基金的官员侵吞国有资产 。 这个基金规模达到 3430 亿元，资金拨付因此一度暂停 。
腐败问题也让廉洁的政府官员难以成为合格的股东 。
即使一项投资本身合理，一旦出现亏损，负责官员也可能遭到行为不当的指控 。 因此，他们往往把股权投资当成贷款管理，包括向创业公司创始人附加苛刻条件 。
即使中国的国家风险投资体系拥有更多明星企业，腐败问题也有所减少，市场仍然缺少财力雄厚的买家 。 中国私人投资者似乎没有足够资金从政府手中接下成功企业 。
科创 50 指数自本月初以来已经下跌 16%，引发外界担忧，投资者可能正在从其他股票撤资，以买入长鑫存储 。
国家支持的基金向公开市场注入 90 亿美元，试图阻止跌势 。 长鑫存储许多主要投资者还必须等待三年，才能出售手中的股份 。
对习近平来说，好在他也能像许多风险投资家一样，自己给投资组合中的资产估值 。 而这些投资最终大概会按照政治指标，而不是财务指标来评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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