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有8760个整点。先讲谢德庆错过的那94个。1980到81年之间的某些凌晨,纽约一间工作室,时钟走到整点,一分钟,两分钟过去,该来的人没来。在床上睡死了。整点从他身上从容走过,纸卡上留下一格空白。那94格是作品里唯一没有人认领的时间。
1980年4月11日,谢德庆把打卡钟搬进自己的屋子,锁在墙上。他剃光头,穿灰制服,胸前缝着:41180—41181,HSIEH。他请律师到场,在声明上签字。往后一年,每个整点打一次卡,一天24次。声明还有第二条:打完卡,必须立刻离开房间。这表示他逼自己不能提早在钟旁边等整点。那是吃纸卡的机械钟,里面有齿轮,有色带。手往下一压,喀,锵。时间就打在纸上了。天花板垂下一台Bolex摄影机,对着打卡钟。他每打一次,它拍一格。一天24格,而16厘米的底片一秒刚好24格。一天换一秒,一年换365秒。少掉的那94格,不到4秒。六分多钟的影片里,他从光头变成长发。
8760次里,他打进去8666次。另有39次没有踩准:29次迟,10次早。早到也不算。见证人用红笔把每一处误差圈在纸卡上,谢德庆没有擦掉。做一件关于准时的作品,最合理的做法是把那39处遮起来。谁记得一年前某个凌晨3点,你晚了4分钟。但那39次带着红圈被完整保存了下来。那些纸卡他不当作品。他说作品就是那一年的365秒,纸卡只是留下来的痕迹。你不一定要看,只要相信这件事真的在进行。如果你怀疑,整件作品就不成立了。
他后来这样形容那一年:一小时的空间。每一个地方都必须在一小时内往返,生活整除到只剩下两次打卡之间的距离。剩下的惟有思考。规则和时间管不到真正自由的思考。
1973年,出生于屏东南州的他在台北从二楼跳下去,摔断两个脚踝,旁边一台Super 8在拍。隔年他受训当海员,在邮轮上做清洁工。船靠岸的时候他不知道那是哪里,还是跳了。那是费城附近的一个小港。第一次跳楼叫作品,第二次跳船叫偷渡。然后——
身上200美金。计程车到纽约,150。从此不回头。
多年以后他讲起艺术:生活的水位要和艺术的水位一样高,他才航行得过去。跳船的人讲艺术,用的是行船的话。打卡钟之前是笼子。他到纽约头4年洗碗、做清洁工,洗到手烂。第五年,他在工作室盖一座木笼,把自己关进去一年。不交谈,不阅读,不写作,不听收音机,不看电视。能做的只有思考。朋友每天送饭,带走排泄物,替他拍一张照片。365张,黑白,巴掌大,正面,表情是空的。笼子里他署名Sam。一个没有身分的人,每天替自己拍一张证件照。有人问他笼子里究竟是什么感觉。他说:我不是哲学家,我不写字。再问时间应该怎么度过,他说:那不是我的问题。
打卡钟作品完成5个月后,他一整年不走进任何建筑物,睡在纽约街上,包括冬天。人家问他住哪里,他说住在第五大道。那是纽约的高级地段。没有人问他住在里面还是外面。1982年2月,他坐在Tribeca一处门前的台阶上喝茶。那年冬天冷得破纪录,头发已经从平头长成一团乱草。街上有人打架,他拿双节棍自卫,被警察带走,在警局待了15个钟头。那是那一年唯一的室内。开庭那天,法官之前在《华尔街日报》上读过他的报导,所以没有要求他进入法庭,让他站在门外和律师谈。法官说这年头什么都算艺术,他老了,没什么好惊讶的。判决是刑期已服。他那一整年,本来就在服自己判的刑。
接着是绳子。和另一个女子用一条8呎的绳绑在一起,生活一整年,不能触碰到对方。接下是一整年不碰艺术。不看,不读,不谈。他证明了艺术戒得掉,然后又走了回来。1986年12月31日,他36岁生日时决定:做艺术,不发表。直到1999年最后一天,整整13年。
2000年1月1日,全世界忙着检查电脑有没有撑过千禧虫,他在纽约一间教堂公布这13年做了什么:一张海报。字母从各种刊物上一个一个剪下来贴的,像绑匪的勒索信。地点那一栏填:地球。上面两句英文,全部大写:
I KEPT MYSELF ALIVE.
I PASSED THE DEC 31, 1999.
我存活下来。我通过了1999年12月31日。第二句英文不太对,但又难说错在哪里,像一块接榫没对上。一个从没把英文修好的人,用剪报拼出一句文法不完美的话。结果绑匪和人质是同一个人。
世界的表格里没有他。他就把时间划成格子,一小时一格。逼他的仍然是钟,钟是他自己装的。他没有越狱。他把刑期穿在身上,整点报到。他说:只要活着就是在工作。心脏在跳,头脑在思考,连浪费时间他都算成工作。那一年他做的是一份不工作的工作。人家会问,那你到底在干什么。他说同样这件事,如果有人付100万美金请你做,大家就会说你做得很好。
他把一年排成8760行。94行空白,39行错拍,一小时换一次气。我读过最长的格律诗,没有一行回头补写。
去年秋天,Dia Beacon替谢德庆办了生平第一次完整回顾展。13年计划那一间,墙上只有海报和声明,其余都是空的。
我不写字,他说过。千禧年之后他不再做艺术。他说艺术是动态的,有时候得回到生活里去找。他今年75岁,去年10月站在展场里,被一群年轻人鼓掌。
而我还在写。已经写到这里了。
明天早上8点,我的工作证会在读卡器上碰一下,然后玻璃门滑开。打卡钟没有消失,只是愈做愈小:VPN的登入时间,Teams和Slack上那颗绿点,被切成半小时一格的行事历。
我的纪录不需要见证人。规则也不必写在纸上。
钟可不是我装的。纸卡上没有红笔。
哔。
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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