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与李敖，这两位“田横之岛”上的“文坛祭酒”,人所共知是一对“仇家”。他们很早就决裂了，此后彼此明枪暗箭数十年，好比鲁迅与顾颉刚、金克木与季羡林、周策纵与刘绍铭、余潜山与陈启云（或卢建荣），可不是文人间“性情不合，时有违言”而已，积怨之深数十年心结不解形同陌路，这也几乎是文坛掌故常识了。至于“分手”原因，过去一直以来的通论是由于两人“政见不同”，但我以为可能是过度解读了，亦或者让一些烟雾弹“带到沟里去了”。从目前材料解读，我以为两人之凶终隙末，从“相见欢”到“如梦令”，至少起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世俗至极的“钱”上的矛盾。想当初，黄宗羲与吕留良这两位才博气猛、志高行洁的“大儒”，从“必也同志”到互骂“悖乱”“奴颜”，其实也是因为那点“钱”，古今心理攸同，并没什么好奇怪的。
余光中生于1928年，比李敖大了7岁，两人互相结识并“订交”，具体时间点已不可考，但也可明确当在1958年前后。他们是台大校友，共同师友一大堆，而且台北也就那么点地方，还没我寄寓的武昌地盘大，这两位彼时显露头角的网红才俊，想不打交道都是难的。直到1971年反目成仇，他们曾亲密来往10多年，甚至一度可能是彼此最欣赏的文友乃至“战友”。所以在《文星》杂志如龙卷风般横扫文坛学界的4年间，李敖固然是出尽风头的中心人物，但余光中无疑也是配合反叛的重角，彼此为人性情可能有所不同，可理念则是共通的，并非“孤蓬万里征”。据古远清说法，那时的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不仅书信往来不断，也时不时一块聊天。在整个1960年代前中期，李敖与余光中无疑是岛上文坛的“双子星座”，“自力更生，和而不同，相互标榜，义薄云天”，极一时之盛，引文化界“老登”们纷纷然侧目。
那些年，两人是同一战壕的盟友，联袂在“反传统”与“思想启蒙”的路子上狂飙突进，大抵区别只在于余还热衷写现代派诗，李则拙于此道。想1965年《文星》被封，李敖遭遇“404”，无法卖文为活，曾真想“下海”卖牛肉面，还拟了一份宣传用途的小折页册，开篇最重要的“启”，他首先并唯一想到的执笔人就是余光中，此外才是“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这很清楚表明，即便在“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人里，余光中还是独占鳌头的。余当然也够义气，也真看重这份友谊，所以接信后不仅立马起草“广告”为之大加揄扬，随后当颇欣赏李敖的梁实秋暗中为之介绍工作时，主动热心为之传话的人，也正是余光中。论理李敖不过他“小学弟”，但余还是很有服善之勇的，不断邀请他以“贵宾”身份出席朋友间的“雅集”，请他到任教的台师大演讲，甚至将李敖的文章与梁实秋的成名作并举出题让学生们翻译，可谓推重之至。当然，后来两人绝交，李敖毫不领情，认为老余别有用心“拉拢”他，虽然当时他给女友王尚勤的信中（1962.11.25、1962.12.9）明明是既自得又承情的；而那篇见证彼此患难情义的《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此后也没有收入余的任何文集，作者俨然自视为污点。直到2006年10月15日，余莅临北大演讲时，78岁的他座下谈起此事，还满是怨言，认为让李敖诓骗了（《余光中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社2008年版，页131）。人事纠葛就是这样，“过深的伤痕”，会让一切印迹都变了颜色，曾经的好心诚意全化为猜疑与算计的证据，什么记忆都“恍惚其情”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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