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的几分钟，玛蒂娜收到一名学生发来的消息，这个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女生订婚了。
“如果能继续学业，她就不会这么早结婚。”玛蒂娜说。但她无能为力。不久前，因为“安全风险”，她被迫关闭了自己创立的萨巴克在线学校。这是阿富汗数以百计的“秘密学校”中的一所，为上千名女生提供6年级后的中学直至大学课程的网络学习。学习断断续续，没有办法组织考试，时常还因收到威胁而停课几周，“和线下教育没法比”。但至少，“女孩们因此有所寄托，父母也不会早早把她们嫁出去”。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前政府垮台。此后，阿富汗政治安全形势一度日趋稳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进展。然而，2024年以来，先是“伊斯兰国”（IS）等极端组织不断在境内发动恐怖袭击，再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冲突升级——自2025年10月巴基斯坦空袭喀布尔以来，已有超过500名阿富汗平民在冲突中身亡。2026年8月，扎布尔省副省长、塔吉克族塔利班指挥官法特赫与塔利班政府军爆发持续冲突，已造成十余名士兵身亡。内忧外患之下，阿富汗塔利班执政的第五年并不平静。
围绕女性权益问题的情形更加复杂。梳理官方通告及阿富汗本地媒体报道，从2021年8月2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禁止“男女同校”，至2026年7月23日朝觐和伊斯兰事务部发布长达10页的官方指令，禁止新娘在婚礼上化妆、使用香水、交换戒指及坐在新郎旁边，五年来，新政府已发布近200项涉及女性受教育权利、工作权利及社交自由的限制措施，其中涉及限制女性接受教育的官方指令和措施超过40项。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近期，在有关各方及一些政府内部人士的推动下，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的女性教育活动正悄然复苏，但也有一些秘密学校遭遇了更严峻的困难。女性权益问题，已成为更大范围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联合国妇女署近日警告称，过去一年中，妇女和女童在教育、就业、公共生活、司法体系和医疗保健方面遭受的排斥日益加剧，这场史无前例的妇女和女童权利危机正面临被世界遗忘的风险。
2026年4月23日，玛蒂娜（右）和她创办的学校的一处校舍。图/视觉中国
“暂停”与“死刑”
2023年初，阿富汗教育工作者玛蒂娜着手创办秘密学校。那时，她的妹妹以及她过去的学生，已经被困在家中超过一年。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进入喀布尔，前总统加尼狼狈出逃。9月中旬，成立约一个月的新政府宣布，中学不再对女生开放。但那时，人们并未丧失希望：塔利班高层承诺推进包容性进程，不会像第一次掌权时那样对待女性。而且，大学校园没有同步对女性关闭。
建筑学硕士生哈西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政权更迭后，她所在的大学停课了数周，然后重新开放。女生被要求“正确”佩戴头巾，且只能由女教师授课。但建筑系没有那么多女教师，所以她们依然由男教师上课，只是师生在课下不再交流。“我们遵循他们的所有指示，我们只是想学习。”哈西娜说。
2022年1月，临时政府教育部宣布将重新开放女子学校。然而，新学年开学当天，这一政策被宣布推迟。同年12月20日，政府暂停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哈西娜和同学去学校核实消息，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堵在门外。此后，关于限制女性接受学校培训及在非政府组织学习、工作的政令密集发出。
直至2026年8月，阿富汗政府始终表示，对女性教育的限制是暂时的，是为了“在伊斯兰教法和阿富汗文化框架内为她们提供教育机会”。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到2026年，已有近240万阿富汗学龄女孩无法接受中学教育，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又增加了20万。如果这种“暂停”持续到2030年，失学女生的数量将达到400万。
按规定，10岁以下的阿富汗女孩仍可以接受小学教育，直至上满六年级。但由于没有女性教师、国际组织开设的社区及乡村学校项目被大范围关停、一些地区当局政策“加码”等缘故，女孩小学教育未能得到普遍实施。事实上，女教师的缺乏也已经影响到男孩的基础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超过 90% 的阿富汗10 岁儿童无法阅读和理解简单文本。
逃往国外让子女继续接受教育，曾是一些家庭的选择。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自2025年以来，阿富汗难民的两大居留国巴基斯坦、伊朗均开始大规模遣返难民，并有针对性地关闭难民学校。至2026年8月，已有约400万阿富汗人被迫回国。生存资源更加紧张，不少返国家庭每日仅以面包度日，遑论教育。
2023年初，玛蒂娜觉得不能再等下去。她联系了一些熟悉的中小学教师，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很快招募到周边地区的近千名失学女生。阿富汗的最后一批女性大学生刚刚因为新的限制令而失学，“正好”成为在线学校的讲师。靠着“学姐教学妹”的方式，她们不仅开设完整的高中理科课程，还为那些无法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大学阶段的社会科学、工程、经济学、文学等专业课程。
没有外部经费，老师们义务授课，愿意送孩子读书的家庭分担网络成本。至于其他费用，玛蒂娜先是拿出个人积蓄，后来“我和同学聚在一起做些缝纫活，靠这个维持生计”。
玛蒂娜的项目，只是隐藏在阿富汗大街小巷、村镇社区的无数个“秘密学校”中的一种。另一位从事该工作的活动人士卡瓦尔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据她掌握的数据，目前能接触到各类秘密教育的阿富汗适龄女孩约占总数的5%。除了纯线上模式，也有一些小规模的“秘密学校”坚持线下教学。老师以家为校，女孩们用罩袍掩盖着书本，分头出发，聚集到民房里上课。
玛蒂娜坦言，相比正常的学校教育，线上“秘密学校”的质量堪忧，“很难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很难互动。需要以实践方式练习的知识也无法实现”。而且一旦出现暴露风险，更换群组、重新联络和安排课程，往往意味着停课数周。
阿富汗女性秘密教育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兴起的各类武装，大多限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塔利班在1996年到2001年的第一次掌权将这些限制推向了“高潮”。那些年，阿富汗各省大大小小的“秘密学校”应运而生。
有参与当时秘密学校运作的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由于塔利班那时需与地方势力“共治”，“秘密学校”获得的转圜空间相对较大。“曾有一个秘密教学点暴露，导致老师和她的丈夫被监禁，但在社区长老的调解下，他们最终被释放。”
如今，“秘密学校”一旦被发现，后果会严重得多。一位活动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认识的一名女记者因为拍摄了一所家庭学校，被关押了6个月。“法官签发释放令时，她质问对方：‘你们到底以什么罪名把我关了六个月？’法官说：‘如果你有异议，要不要我签发你的死刑令？’”
2025年7月，阿富汗喀布尔，14岁的海德（左）和母亲在家中。自从被禁止上学后，海德开始做手链和珠饰工艺品方面的小生意。图/视觉中国
新希望与新博弈
不久前，玛蒂娜被迫关闭了秘密在线学校。她一度陷入抑郁，但很快想到了新办法。由于女性不能单独出面，她在丈夫的支持与陪同下四处奔走，最终从本地卫生管理部门那里申请到一张许可证，可以开设为女性服务的心理治疗机构。以此为掩护，她和教师们利用节假日为女性提供短期培训，目前已经服务了500多人。
玛蒂娜的新探索与她所处的地区及领域相关。自称“几乎见过所有塔利班高层”的原阿富汗政府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奥马尔·达乌扎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塔利班内部可以分为三个派系：宗教最高领袖阿洪扎达、“政治办公室”领导人巴拉达尔、军事领导团体“哈卡尼网络”。其中，“政治办公室”派系长期负责对外谈判，最为开放。2021年8月时，也是他们对国际社会做出了“会保护女性权益”的承诺。
“但是，阿洪扎达身边有一些重要顾问强烈反对女性权益问题。”达乌扎伊说，由于不同地区、部门归属于不同派系，因而，一些限制措施在部分地区被“加码”，在有些地区则被“推后”。
在2026年8月的一篇报道中，《经济学人》也引述多名内部人士的说法称，“大多数塔利班成员”不支持继续限制女性的受教育和工作权利，一些城市的塔利班当局为此创造了变通办法，通过发放宗教学校许可证，允许这些学校为12岁以上的女孩提供教育。
就玛蒂娜而言，一方面，她所在的地区，女生实际不能上学的时间其实晚于阿富汗大多数省份；另一方面，她从卫生部门找到了突破口，而卫生医疗领域一直是阿富汗女性得以获得培训、工作机会的“特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驻阿富汗代表处前主任埃洛伊·菲永深度参与了关于“特区”的谈判。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称：“从塔利班的角度看，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妻子、女儿接受男医生的治疗或检查，所以他们需要女医生来为女性病患服务。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他们应该允许女性上中学、大学，接受医疗教育，然后才能成为医生。”
2024年7月，被视为“政治办公室”派系二号人物的沙哈布丁·德拉瓦尔，从矿产石油部长调任阿富汗红新月会会长，该派系的另一位高级官员哈菲兹·阿齐兹·拉赫曼从国家环保局局长调任红新月会副会长，一度增强了“特区”的话语权。
2025年9月，拉赫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阿富汗红新月会三千多名全职员工，女性职员比例在15%到20%之间，一些医疗中心、护理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女性。在那些要求女性不能单独出门的地区，红新月会还会为女性工作人员的陪同人员支付费用。当被问及一些地区的塔利班官员在阻挠女性上班，拉赫曼强调：“我们正在考虑处理这些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或羞辱他人。”
然而，五年来，除了维持一个并不稳定的“特区”，为女性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夹缝生存的空间外，阿富汗政府内部的“温和派”未能撼动总体政策。有观点认为，这主要是政治原因。一方面，内有IS等极端组织威胁，外有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冲突，塔利班成员们大多认为当前需要遵从强硬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2025年以来，新政府发现，地缘政治现实与遣返难民的需要，可以让国际社会抛下“女性权益”话题。
2025年，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多次秘密接触，与印度政府密集公开会晤，得到俄罗斯的正式承认，并改善了和“反塔利班大本营”伊朗的双边关系。2026年6月，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欧盟，与15国政府代表讨论遣返事宜；7月，德国首次遣返无犯罪记录的阿富汗难民。
在此背景下，温和派用“保障女性权益”换取“国际承认”的思路逐渐破产。“每当国际社会拒绝塔利班的要求时，强硬派就通过进一步限制女性权利来反向施加压力。”卡瓦尔说。2022年女性读书“解禁”政策出现反复，2024年德拉瓦尔等人被“发配”到红新月会的人事调整，直接体现了五年间阿富汗高层的权力流动。
2026年8月6日，阿富汗喀布尔，一些女孩在家中由父亲（右）授课。图/视觉中国
2025年到2026年初，斗争更加激化，作为“特区”的医疗及医疗教育领域也多次收到宗教部门的“禁令”。由于女性医护人员流失加剧，部分省份2026年上半年的孕产妇死亡率数据比去年同期翻了五倍。温和派高层则“自身难保”。2025年初，时任阿富汗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前多哈政治办公室副主任斯坦尼克扎伊公开批评阿洪扎达限制女性教育权利的政策，随后逃往海外。
“女性权利被剥夺，就是社会上超过一半的人的权利被剥夺。”在任期内，斯坦尼克扎伊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没有人能消灭一个数量占总人口六成的群体.”
分析指出，斯坦尼克扎伊这样的阿富汗塔利班温和派，大多长居多哈、负责对外谈判，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保守派官员大多来自塔利班的精神中心坎大哈，更接近本土社会。事实上，自从宗教激进势力在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中崛起后，即使是2002年到2021年掌权的所谓“共和政府”，也未能推动女性赋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8月塔利班再次掌权前，阿富汗已有370万失学儿童，其中女童占60％；大约 28% 的 20 至 24 岁阿富汗女性在 18 岁之前就已经结婚。长期贫困、冲突、流离失所和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传统，是一切的根源。塔利班内部的保守派，只是迎合了一种主流思潮。
运营“秘密学校”时，玛蒂娜也受到一些女生家长的威胁。“有些家庭在‘共和时期’学校开放女性教育时，无法阻止女儿去学校，现在学校的大门关闭了，他们就对女儿参加秘密教育百般阻挠。”
让她最难以释怀的是，“秘密学校”的关闭并非因为政府的搜查，而是“秘密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向当局举报了整个项目”。她无法获知这位告密者的具体心理，但她猜测这或许是源于巨大风险中的强烈恐惧：一旦为“秘密学校”教书的事情曝光，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很可能要蹲监狱。
“在阿富汗，如果一个女孩未经父母或丈夫同意，在父母或丈夫家以外的地方过夜，都会被认为不再贞洁。所以，如果她来自一个保守的家庭，如果她遭到监禁，她将永远无法再被视为贞洁。”玛蒂娜说。一些被塔利班释放的女性，甚至在数周内惨遭家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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