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最新文章〈Taking Taiwan's democracy hostage〉，直指「自利的台灣政治人物正讓這個國家愈來愈難以治理，而唯一的贏家是中國」。文章甚至從「習近平究竟願意射殺多少台灣年輕人來拿下台灣？」破題，一路推演中國若不戰而取得台灣，可能清洗公務員、進行再教育，甚至將想逃亡的半導體工程師困在晶圓廠。 這篇文章真正想告訴西方世界的是：不要以為台灣「不戰而降」就代表和平。中國若接管一個2300萬人口、已經民主化30年，而且多數人民不願接受北京統治的社會，仍可能必須依靠政治鎮壓才能完成統治。 這個警告並非沒有道理。然而，文章接下來對台灣政治的解讀，卻出現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朝野爭的不是要不要無人機，而是誰來做 最典型的就是2100億元無人機計畫。 《經濟學人》批評在野黨阻擋21萬架空中與海上無人載具採購，甚至形容這是一場「戲劇性的自我傷害」。按照它的邏輯，中國威脅迫近，台灣需要無人機，在野黨卻卡住預算，等於削弱台灣防衛能力。 但這並不是完整的故事。 在野的藍白陣營並沒有反對發展無人機，甚至提出6年2400億元版本，比行政院的2100億元還高。真正的爭議是預算怎麼編（民進黨要特別預算、藍白要一般預算逐年編列）、國會怎麼監督，以及最重要的──這兩千多億元最後由誰來做？ 國防無人機預算成為朝野攻防焦點。圖為COBRA 312 0 台版彈簧刀等各式無人機。（銘旺科技） 無人機不只是國防政策，更是一場龐大的產業政策。政府一次投入兩千多億元，足以重新排列台灣下一個軍工產業版圖。綠營執政下，嘉義、台南逐漸形成無人機生態系；藍營則希望把台中既有的精密機械、工具機、馬達及零組件供應鏈拉進來。 換句話說，藍綠爭的未必是「要不要無人機」，而是「誰來做無人機」，以及未來政府龐大的國防採購將扶植哪一套產業生態系。 《經濟學人》把這場牽涉國防、產業、地方利益與政黨競爭的複雜政治經濟角力，簡化成「國民黨阻擋無人機，因此中國得利」，顯然離台灣政治現場有一段距離。 2100億元不是小數目，國會監督何時變成破壞民主？ 更大的問題是，2100億元不是小數目。在民主國家，國會監督政府預算本來就是天經地義。 美國行政與國會為了預算吵到聯邦政府關門，早已不是新聞。國會可以刪總統預算，可以改國防支出，甚至可以讓政府停擺，卻沒有人因此宣稱「美國民主遭到綁架」。 那麼，為什麼到了台灣，只要國會阻擋一筆被冠上「國防」之名的預算，就很容易被解讀成削弱台灣、幫助中國？ 當然，在野黨同樣必須接受檢驗。如果嘴巴說支持國防，卻沒有合理理由地無限期拖延必要軍事建設，也應該被追究政治責任。但監督是否合理與杯葛是否過度，應該個案判斷，而不能因為政策涉及中國，就先取消國會監督的正當性。 否則2100億元不能擋，下一筆5000億元、1兆元呢？只要行政部門說一句「國家安全」，國會就應該照單全收嗎？ 蔡英文比較會協商？忽略了完全執政 《經濟學人》另一個值得商榷的說法，是認為賴清德個性固執，不像蔡英文願意與國民黨溫和派協商。 問題是，蔡英文與賴清德面對的根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會。 蔡英文2016年上台，民進黨取得68席；2020年連任仍有61席，兩屆都單獨過半。只要整合好黨內意見，重大法案與預算根本不需要在野的國民黨同意。 賴清德卻只有51席，面對國民黨52席、民眾黨8席的三黨不過半國會。 這樣的結果是2024年台灣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並不是民主失靈：選民把總統交給民進黨，卻沒有把國會多數一起交給民進黨。 蔡英文任總統時，執政的民進黨也同時在國會有過半的優勢席次。（資料照，顏麟宇攝） 因為經過蔡英文的八年執政爆發的疫苗、綠能等弊端，民眾深刻體會「可以讓民進黨執政，但有人必須制衡你」。 所以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為什麼台灣突然這麼難治理」，而是失去完全執政後，行政與立法有沒有能力重新學會協商。 《經濟學人》漏掉了最重要的一年：大罷免如何撕裂朝野 更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學人》描述今天台灣朝野惡鬥，卻幾乎跳過了理解這場政治僵局不可或缺的一段歷史──2025年的「大罷免」。 2024年選舉之後，民進黨失去國會多數，藍白聯手推動國會改革、預算刪凍等一連串政治攻防。到了2025年，政治衝突進一步升高為全面罷免國民黨區域立委的政治運動。 當時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甚至公開預測，31席國民黨立委可能全部被罷免，並把這場罷免描述為對「藍白紅合作」的反擊。 最後結果卻完全相反。7月26日第一波24名國民黨立委罷免案全部失敗；8月23日另外7案也全數遭到否決，31名國民黨立委最終沒有任何一人被罷免。 這場政治運動留下的後座力，不能從今天的朝野惡鬥中抽離。 因為站在國民黨與民眾黨的角度，2024年選民既然已經透過國會選舉讓民進黨失去多數，2025年卻出現一場試圖透過大規模罷免改變國會席次結構的政治運動；而罷免過程中，藍白是「中共同路人」又不斷成為政治動員語言。 大罷免最後失敗，沒有改變國會結構，卻大幅提高了朝野互不信任的程度。 立委柯建銘自稱是發動「大罷免」的關鍵人物。（資料照，柯承惠攝） 因此今天藍白對賴政府的強硬杯葛，當然可以批評；但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歸因於「不負責任的在野黨」，卻不追問朝野關係為什麼惡化到如此程度，就只看到了政治衝突的後半段。 大罷免沒有解決2024年的分立政府，反而讓原本應該學習協商的三黨政治，進一步走向零和對抗。 這正是《經濟學人》理解今天台灣政局時最大的缺口之一。 《經濟學人》為什麼此時出手？ 然而，即使《經濟學人》對台灣政治有不少誤解，仍不能忽略它選在此刻刊出這篇文章的意義。 因為《經濟學人》的讀者不是台灣選民，而是華府、倫敦、布魯塞爾以及全球政商與外交政策菁英。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那句：「Taiwan's political system is a deterrent」──台灣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嚇阻。 這透露西方對台灣的要求正在改變。過去美國關心台灣買多少F-16、飛彈與軍火；現在更在意的是：如果台海真的發生戰爭，台灣自己的政治制度能不能迅速動員預算、產業、能源、通訊、後備軍人與民防？ 換句話說，西方開始檢驗的已不只是台灣的軍事能力，而是台灣的「政治可靠性」：朝野能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國防共識？重大軍事投資能不能持續十年？政黨輪替後政策會不會翻盤？ 這些問題，台灣不能完全迴避。但問題也正在這裡。 為了保衛民主，所以減少民主？ 《經濟學人》的邏輯一路推下來，很容易變成：中國威脅升高，所以台灣必須強化國防；國會阻擋國防預算，就會削弱嚇阻；削弱嚇阻，就是增加中國取得台灣的機會。 最後就可能形成一個危險的等式：反對政府的國防政策＝削弱台灣＝幫助中國。 如果「抗中」成為所有政策正當性的最高標準，國防預算不能擋、兩岸政策不能質疑、國安法案不能反對，因為所有異議最後都可以接上一句：「最高興的是北京。」 這就出現一個荒謬的民主悖論：為了保衛民主，我們開始要求減少民主。 中國人大表決重大政策的效率，當然比台灣立法院高。但台灣真正與中國不同的地方，恰恰不是政府能快速做決定，而是政府的決定可以被反對、預算可以被刪、政策可以被質疑，人民甚至可以在下一次選舉把執政黨趕下台。 這些制度有時吵鬧、低效，甚至令人厭煩，但這正是民主的價值。 台灣當然必須證明自己有保衛自己的決心；但西方同樣應該理解，台灣值得被保衛，恰恰因為它是一個允許反對、質疑、杯葛與政黨輪替的民主社會。 如果有一天，「抗中」成為衡量一切政治忠誠與正當性的最高標準，支持政府就是保衛台灣，反對政府就被視為幫助中國，那麼我們首先應該問的，恐怕不是台灣還剩下多少飛彈、多少無人機。而是：如果為了抗中，民主本身必須不斷退讓，那麼這跟蔣介石時代有什麼差異？台灣的民主最後究竟還剩下什麼，是我們如此努力想要保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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