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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健勇觀點:「新天下三分」論─中國重構世界格局的戰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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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三十餘年後,國際秩序正進入又一次決定未來數十年的歷史性重組。中美戰略競爭持續深化,地區沖突不斷蔓延,全球經濟碎片化趨勢日益明顯,中國長期賴以發展的外部戰略環境正在發生根本變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真正面對的挑戰,已不僅是如何應對某一場危機、某一次競爭或某一個熱點問題,而是如何在新的國際格局中重新思考國家未來的大戰略。 大戰略的意義,不在於應付眼前挑戰,而在於塑造未來格局;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是如何突破既有戰略約束、實現新的歷史躍升,而不只是要不要繼續發展。 本文認為,中國大戰略的核心,在於以國家實力為基礎,主動塑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戰略環境,而非被動維持既有戰略均勢。朝核破局、民主統一、聯歐和日、內政革新,共同構成這一大戰略相互支撐的四個關鍵環節;其最終目標,則是在東亞、歐洲與北美共同構成的多中心國際體系中,實現中國由「半邊緣崛起」邁向自主發展的歷史跨越。 謀勢 大戰略(grand strategy),是國家在歷史轉折關頭謀劃未來發展方向的總體方略。任何國家都有外交、安全和經濟政策,但只有當這些政策統一於一個長遠而明確的國家目標之下,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大戰略。大戰略不僅回應時代之變,更決定一個國家未來數十年的發展方向。 過去四十餘年,中國充分利用全球化創造的和平環境和開放市場,實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崛起。但增長奇跡並不天然意味著大戰略。中國實現的是一種「半邊緣崛起」:既借助全球化迅速提升綜合國力,又長期受制於既有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約束。因此,中國的發展始終建立在一個有限而非無限開放的戰略空間之上。 如今,這一戰略空間正在迅速收窄。美國對華戰略已由「接觸」全面轉向「競爭」,技術封鎖、供應鏈重組與同盟體系強化同步推進。繼續依循舊有路徑——以戰略耐心換取經濟增長——已難以贏得更大的戰略回旋。國際政治終究取決於實力對比,而非善意交換;無論韜光養晦還是單方面克制,都不足以改變競爭已經進入結構性對抗的新現實。當中美戰略競爭已經演變為一種長期且難以逆轉的結構性競爭時,被動維持現狀,繼續冀望單憑戰略克制謀求「冷和平」,就不再是審慎,而意味著戰略主動權的持續流失。 真正的大戰略,不是在既有格局中消極適應環境,而是在國際結構變化中主動創造和不斷拓展自身的戰略空間。對於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大國而言,戰略主動性從來不完全取決於實力優勢,而首先取決於對國際格局的深刻理解和戰略創造力。即使力量尚未達到壓倒性優勢,只要能夠準確把握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善於運用外交、經濟與安全等多種戰略資源,同樣能夠贏得戰略主動,不斷拓展自身的戰略空間,並塑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時代大勢。所謂謀勢,不是等待時勢,而是創造時勢。 破局 中國當前最大的戰略挑戰,來自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美國單憑自身力量已越來越難以有效遏制中國,因而愈益依賴盟友體系,通過安全聯盟、技術聯盟與價值聯盟共同維持對華戰略優勢。對於中國而言,應對這一挑戰的關鍵,在於削弱美國同盟體系賴以維系的地緣政治基礎,使其失去不斷擴張和強化的戰略動力,而非與美國展開全面對抗。 朝鮮半島正是這一戰略槓桿。半島長期對立,並非單純源於核危機本身,而是數十年安全困境不斷累積的結果。朝鮮持續擴大的核武庫不僅加劇了東北亞軍備競賽,更在客觀上強化了美日韓同盟存在的戰略理由,使中國所處的地緣環境日趨不利。因此,推動半島徹底無核化,不僅事關地區安全,更是中國重塑東北亞戰略格局的核心目標。 北京的理性選擇,不應是在新冷戰格局下進一步強化對朝戰略依賴,更不應重新陷入傳統冷戰式的同盟思維。大戰略的關鍵,不在於尋找新的對抗支點,而在於釜底抽薪,削弱同盟體系賴以維系的戰略基礎。正如冷戰時期美蘇雖長期對峙,仍能在核不擴散問題上達成合作一樣,在中美戰略競爭下,防止朝核失控依然是雙方客觀存在的共同利益。特朗普政府時期強烈希望與北京合作管控朝核的破冰嘗試正是明證——這表明,中美圍繞朝核展開戰略協調確有先例可循,是真實存在的戰略機遇,而非紙上談兵的空想。 只有當半島安全困境得到根本緩解、並最終實現無核化之後,筆者此前提出的「朝鮮半島奧地利化」構想,才真正具備現實基礎。所謂「奧地利化」(Austrianization),是借鑒1955年《奧地利國家條約》的基本精神,在有關各方共同認可下,確立統一後朝鮮半島永久中立的新國家地位(statehood),使其成為東北亞長期穩定的戰略緩沖。朝核問題的最終解決與半島永久中立的制度安排,將徹底斬斷美日韓同盟的一翼,從根本上重塑東北亞的力量對比。即便未來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中國亦將處於更加有利的戰略態勢。 台灣問題同樣是這一戰略布局的重要支點。筆者此前提出「民主統一」構想,其核心並非單純追求統一本身,而是以政治正當性重塑統一進程,為統一建立更廣泛的國際合法性基礎。統一的道義優勢,不僅有助於降低台海衝突風險,也將削弱「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等國際敘事的政治基礎,同時從根本上抽離日本所謂「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安全邏輯,從而大幅壓縮外部勢力持續介入台灣問題的戰略空間。 隨著朝鮮半島與台海兩大戰略熱點逐步緩和,中日關系也將迎來新的歷史契機。中日兩國均不具備壓倒對方、建立地區霸權的現實能力。長期戰略競爭不僅將使雙方付出高昂代價,更將持續為域外力量提供介入東北亞事務的戰略空間。正因如此,中日和解不僅是外交目標,更符合兩國共同的長遠戰略利益。 日本安全政策長期依賴美國,根源在於對中國戰略意圖的長期疑慮,而非中日利益本身不可調和。當東北亞安全環境得到根本改善,中日之間才有可能實現歷史性和解,戰略互信亦有望逐步恢覆。安全互信最終應轉化為區域經濟合作,以中日兩國龐大的市場、資本和技術優勢,共同推動「東亞共同市場「建設,並進一步向東南亞延伸,形成覆蓋整個東亞的區域經濟共同體,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以中日共同主導、東盟積極參與、安全互信與經濟融合相互促進的新地區秩序。 東北亞之外,中國同樣需要重塑與歐洲的戰略關系。無論著眼於重塑中國的外部戰略環境,還是著眼於構建未來多極國際秩序,加強對歐戰略合作都應成為中國大戰略的重要優先方向。中國應積極推動俄烏戰爭政治解決,回應歐洲最迫切的安全關切。當然,中國能否承擔這一角色,取決於能否逐步建立歐洲各方普遍認可的戰略公信力。 與此同時,中國應積極推動歐洲戰略自主,並把歐洲視為最重要的戰略夥伴之一。隨著中國自身邁向更加民主、更加具有制度吸引力的發展模式,中歐完全有可能在維護多極世界、開放經濟和國際秩序等重大議題上形成更加緊密的戰略合作關系。 真正的大戰略,不僅在於避免歐洲倒向美國,更在於努力贏得歐洲。 朝鮮半島、台灣海峽、東亞合作與中歐關系,看似彼此分離,實則共同服務於同一個大戰略目標:持續重塑中國所處的戰略環境,削弱敵對同盟不斷強化的結構性動力,推動國際競爭逐步由軍事對抗轉向制度競爭與發展競爭。所謂破局,不是化解某一個危機,而是改變危機不斷產生的結構條件。 重構 所謂重構,不只是制度重建,更是文明重建。文明的重建,並非抽象的文化覆興,而是以現代國家制度、民主法治與社會信任為基礎,重塑國家治理能力與政治共同體。任何大戰略,最終都必須回到國家自身。比地緣戰略更深遠的,是統一議程對國家重構的倒逼作用。 中國要真正完成從依附發展邁向自主發展的歷史轉型,必須突破兩大制度瓶頸:其一,權貴資本主義對社會公正與內需成長的持續侵蝕;其二,「軟性政府」(soft state)造成的統一大市場建設遲滯。這兩重瓶頸,單靠經濟政策難以突破,卻可能因統一議程獲得新的政治動能。這並非對中國近期政治演變的預測,而是實現上述大戰略目標所必須滿足的長期戰略條件。 以「民主統一」為道義槓桿推動政治開放,恰恰為動搖權貴資本主義的制度根基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統一與改革由此相互賦能:統一需要以內部制度文明的進步取信於台灣與世界,內部改革則可借統一議程獲得超越派系阻力的民族大義正當性。這正是中國完成由依附發展邁向自主發展的「驚險一躍」。 本文所提出的「新天下三分」,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勢力範圍劃分:其指向的是東亞、歐洲與北美三個具有戰略自主性的區域中心逐步成形,在競爭、合作與相互制衡中共同維持國際均勢。這一格局能否實現,關鍵取決於中國能否主動重塑東北亞乃至歐亞大陸的戰略格局,而非仰賴美國主動讓步。其實質,是在全球化與多極化背景下,由三個具有戰略自主性的區域中心共同維護開放、穩定而均衡的世界秩序。 半邊緣崛起是歷史給予中國的起點,卻不應成為它的終點。真正的大戰略,不是在結構性不安全中被動求穩,而是以進取謀大勢——半島破局、聯歐和日、民主統一、內政革新,四者環環相扣,共同指向同一個目標:讓中國從一個焦慮防御的半邊緣大國,躍升為真正塑造世界秩序的現代文明大國。進取不等於侵略,而是謀求有利戰略態勢,以實力求和平,以主動求長治。這既是中國大戰略的根本精神,也是文明重構的真正意義。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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