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林秀芳、郭晓芳
（吉隆坡19日讯）最低薪金一年前才调高至1700令吉，政府已启动下一轮检讨，打工族希望薪资进一步追上生活成本，雇主却担心短期内再加薪将推高营运压力；尤其餐饮、护理、美容及个人服务等高度依赖人力的行业，一旦企业无法靠生产力吸收新增工资成本，最终是否转嫁到售价，恐成为这一轮最低薪金检讨的最大难题。
政府目前正重新检讨全国最低薪金，以决定维持每月1700令吉，或进一步调高。
国家银行过去提出“体面生活薪金”概念时，曾估算在吉隆坡生活的单身人士，每月至少需要2700令吉。
对不少低薪打工族而言，1700令吉与现实生活开销之间仍有距离。
雇员：薪资难追生活费
国际职工会大马联络委员会（UNI-MLC）主席拿督沙菲益指出，食品、住房、交通、教育及其他基本生活开销不断变化，直接影响员工实际购买力，低收入群体感受尤其明显。
他说，当工资只能应付吃、住及交通等基本开销，员工连储蓄及应急空间都没有，现有最低薪金是否仍符合当前经济情况及生活需要，确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雇主盼维持现有水平
不过，大马雇主联合会（MEF）认为，现阶段仍不适合调高最低薪金，希望政府维持1700令吉不变，让企业有足够时间消化上一轮调整的影响。
该会主席拿督赛胡申博士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指出，在营运成本居高不下、企业利润受压的情况下，若短时间内再大幅调高最低薪金，将进一步增加企业财务压力。
他说，若政府仍认为有必要调高，调整幅度应温和、分阶段及可预见，而不是一次大幅上调。
雇联：现阶段不宜调整
5措施推动薪资增长
最低薪金1700令吉全面落实仅约一年，大马雇主联合会（MEF）认为，现阶段不适合再调高，企业尚未消化上一轮成本压力，建议政府从加强生产率挂钩薪酬、提供企业针对性激励、减轻非工资成本、加快技职培训及改善营商环境5方面着手，建立比单纯调高最低薪金更长远的国家薪资增长机制。
雇联坦言：“在政府完成全面检讨前，我们对提出具体涨幅持谨慎态度。若政府仍认为有必要调高，调整幅度应温和、分阶段且可预见，而非大幅度上调。”
赛胡申
该会主席拿督赛胡申博士回应《南洋商报》时建议，政府应以超越最低薪资为核心的思路，制定国家薪金增长战略，如建立薪金制定机构与机制，让薪金政策成为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战略的一部分。
“当局应鼓励雇主将加薪与生产率、技能、绩效及企业业绩挂钩，从而形成由更高经济价值支撑更高工资，推动薪金收入增长的永续机制。”
他也强调，任何调整都必须基于客观经济指标，包括综合考量劳动生产率、企业营运成本、薪金增长、通货膨胀、就业状况、生活成本差异、不同行业吸纳更高劳动成本的能力及雇主支付能力等。
“新标准不应仅通过缩小最低薪金与体面生活薪金的差距决定，因两者用途不同。”
雇联认为，政府不应将任何单一的体面生活薪金，作为全国统一的最低薪金参考指标。
牵一发动全身
赛胡申指出，提高最低薪金不仅影响薪酬成本，也会对薪资结构产生连锁效应。
“雇主不仅要给最低薪金员工加薪，也须调整其他员工薪酬维持内部薪资差距、技能认可及职业晋升体系。这将造成薪资压缩，使雇佣成本增幅远大于最低薪金涨幅。”
一旦调涨，雇联预计将显著影响大马中小微型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零售、酒店、餐饮服务及旅游业、制造业、低利润企业，以及在国际上以成本竞争的企业。
鉴于此，该会希望加薪须具备可持续性，以免企业无法承受，威胁到该政策本欲改善的就业岗位。
国家薪资增长战略应纳入5大措施：
强化与生产率挂钩薪酬制度
为企业提供针对性激励
减轻雇主非工资成本负担
加快技技职教育培训
改善营商环境
沙菲益
国际职工会：有必要定期检讨
打工族需储蓄空间
国际职工会大马联络委员会（UNI-MLC）认为，随着生活成本持续变化，低收入员工购买力首当其冲，政府应重新检视现有最低薪金是否仍足以让打工族储蓄、照顾健康与孩子教育，并为突发开销保留基本缓冲。
该会认为，最低薪金是否够用，不能单看薪资单上的1700令吉，而要看员工付完吃住、交通和家庭基本开销后，还剩下多少。
该会主席拿督沙菲益指出，食品、住房、交通、教育及其他基本生活需求成本不断变化，直接影响员工实际购买力，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
他发文告说，因此，政府目前检讨2024年最低薪金非常重要，以评估现有最低薪金水平，是否仍符合当前经济情况及员工生活需要。
“对员工来说，薪资不只是薪资单上的一个数字，更重要的是这笔钱能够买到什么，以及是否足够应付一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他指出，随着生活成本改变，收入的实际价值也会变化，因此薪资水平有必要定期检讨，以保障员工福祉及购买力。
沙菲益说，员工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及发展的重要支柱，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也必须重视员工福祉。
他认为，员工每月收入不应只够支付最基本开销，以致面对紧急事故、孩子教育或储蓄时，完全没有经济缓冲空间。
评估现有水平是否合适
沙菲益指出，调高最低薪金，并非追求奢华生活，而是让员工能够凭自己的工作，过上合理的生活。
“员工每天工作，是希望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除了要有能力缴付账单和购买食物，也应该有一些空间储蓄、照顾健康、承担孩子教育费用及应付突发状况。”
不过，他强调，检讨最低薪金并不代表最低薪金必须自动调高，而是让政府、员工代表及雇主共同评估各项指标，再决定现有水平是否合适。
该会也愿意在检讨过程中提供意见及配合，让国家薪金政策能够因应经济变化及员工实际生活情况作出调整。
李荣昌
工资成本上升
服务通胀比商品更难降
最低薪金再度进入检讨，政府不能忽略服务价格的波动。
尽管我国通胀率仍维持低位，但民众已普遍感受到实际购买力正在下降。根据大马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月份消费人价格指数（CPI），整体通胀率为1.8%的低水平，不过保险与金融服务、个人护理等服务项目价格，皆明显上涨。
学者指出，服务业的人力成本占比较高，而且与商品制造不同，无法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销量或优化生产效率来摊薄成本。同时，也难以透过进口竞争压低价格，因此服务型通胀往往比商品通胀更具“黏性”。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李荣昌博士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指出，商品通胀与服务型通胀在本质上存在明显差异，商品生产可借助全球供应链调节成本。
“例如过去数十年受惠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低成本出口，使全球商品价格长期维持低位；即使本地生产成本上升，也可透过进口替代缓冲通胀压力。反观，服务业就无法受益于这种‘进口竞争’。”
服务型通胀恐持续
他直言，此轮服务型通胀升温，相当大程度是受到工资成本上涨所推动，尤其近年来政府持续调高最低薪金，从1500令吉提高至1700令吉，无形中成为推高服务型通胀的重要因素。
“服务业高度依赖本地劳动力，无法通过‘进口’降低成本，因此价格更容易受到薪资及营运成本上升的影响。就比如保险、医疗及餐饮等行业都属于劳力服务业，其价格变动很大程度取决于工资成本变化。”
他指出，随着国人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消费结构也逐渐多元化，并由过去以商品消费为主，扩展至保险、医疗、美容及各类生活服务。因此，服务型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服务型通胀对中产家庭的负担将更为明显。
萧伊妗
工资加科技
服务费双重承压
理财师萧伊妗表示，除了许多依赖人力提供的服务会因工资上涨而面对成本增加外，科技进步也是推高部分服务价格的重要元素，尤其医疗、金融等服务最为明显。
她提醒说，医疗服务价格上涨并非完全由工资推动，医疗科技不断进步也同样是重要推手。
“新药、先进医疗设备及机器人手术等新技术陆续应用，虽然提升了医疗水平，却也推高整体医疗成本。过去部分保险公司甚至不允许索赔机器人手术费用，如今虽然已开放理赔，但仍设有赔偿上限，这也反映先进医疗技术本身成本相当高。”
调薪无可避免
她指出，金融服务也有类似情况。随着金融服务全面迈向线上化和数字化，金融机构必须持续投入资讯科技系统、网络安全及数据保护等建设，以降低遭受网络攻击及资料外泄的风险，而这些持续增加的营运成本，最终也会反映在服务收费上。
她补充说，由此可见，凡依赖专业知识、技术研发或先进科技的服务，例如美容、教育、理发、医疗及金融服务等，都难免面对成本增长的趋势。
“当然，员工薪资一旦调高，企业的人力成本随之增加，服务收费自然就难以回落。而且，随着生活成本持续攀升，企业适度调高薪资，让员工收入跟上通胀，也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除非未来人工智能（AI）等新科技能够取代上述部分的人力，以协助完成更多服务工作，否则服务业的人力成本仍会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
恐转向低价非正规服务
服务价格未必占家庭总开销最大比重，但却属于固定必要开销，因此对消费意愿仍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中产家庭。
萧伊妗指出，许多服务开销在消费者领到薪资前，其实已预先规划及分配好，例如保险费、子女补习及教育费，甚至美容配套等，都属于长期性开销，不少消费者还会购买配套或订阅式服务，因此每月都必须支付这些费用。
为省钱冒险
“如果这些必要服务的开销占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消费者可消费金钱将越来越少。为此，在这些固定开销增加后，消费者难免会缩减包括娱乐、外出用餐及其他非必要消费，无形也将逐渐侵蚀家庭可支配收入，并影响整体消费意愿。”
询及服务收费持续上涨，会否助长非法或非正规业者的营运，从而对本地合法商家造成冲击。萧伊妗认同道，不少消费者会因价格差距而抱着“试试看”心态，即使明知存在一定风险，仍愿意尝试价格较低的不合规服务。
“这就如目前大家蜂拥转向低价跨境电商平台的现象，甚至认为廉价商品容许他们拥有更大的‘试错’空间。”
不过，她认为，这种消费行为未必会长期持续。若消费者发现服务品质欠佳或产品存在缺陷，最终仍会重新调整消费习惯，不再一味追求最低价格，而是同时兼顾价格、品质及服务。
通胀数据太笼统
难反映真实压力
李荣昌认为，我国官方通胀数据对服务型通胀的细分有限，建议参考美国等经济体做法，进一步细分公布服务通胀、商品通胀及食品通胀数据，以协助国行决策，也让民众更清楚了解物价变化来源，从而作出更理性的消费判断。
他举例指出，2022至2023年全球通胀上升期间，美国服务型通胀明显走高，主要受劳动力短缺及工资上升推动，当时美联储也通过持续加息应对通胀压力。
“反观大马，通胀主要以整体通胀、核心通胀及食品通胀为主，就算近年同样面对最低薪金从1500令吉调高至1700令吉、私立医疗收费调整及销售及服务税（SST）扩大等成本上升因素，但服务价格上涨的结构性变化并未被充分拆解呈现。”
他指出，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服务型通胀高于商品通胀的原因，尤其服务业长期处于低薪状态，如今正逐步进入成本调整阶段。
促拆分通胀
他认为，仅以整体通胀率，约1至2%说明，实际难以反映真实生活成本压力，因为不同类别价格走势差异明显。若细分公布通胀结构，将有助判断物价上涨主要来自食品、商品还是服务。
他补充，尽管服务业占比较高，但不代表服务型通胀会持续上升，其走势仍取决于薪资及企业成本变化。然而，近年来最低薪金上调在一定程度上推高服务业成本，相关压力最终转嫁至消费者，却未反映在通胀率数据中。
他直言，个人不认可最低薪金的调整，因其未必能同步提升生产力。相较之下，更理想的做法是推行渐进式薪资制度，或以绩效及生产力作为调整基础，让薪资增长与生产力挂钩，从而带动企业与整体效率同步提升。
他建议政府优化通胀统计与沟通方式，让市场更清楚掌握通胀来源，并提升国家银行引导通胀预期的能力。
“如果官方数据长期偏低，但民众实际感受持续偏高，将削弱通胀统计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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