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机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有各自的利与弊，到最后也只是国家获得税收的工具。因此GST不是一定的救星，SST也不是完全的毒药，关键在于哪一个更适合国家现况及未来发展。
巫统领袖阿末马斯兰早前提及希盟因实施销售与服务税（SST）导致失去了华裔商人的支持。曾参与推行消费税（GST）的他认为SST应重新被GST取而代之，好让商家能申请进项税回扣，以减轻商家的成本负担。
暂且不论国阵身为团结政府的一员在这项政策方面也有责任，如今完全甩锅给希盟是相当不公平的行为。在如今的背景下，到底是SST还是GST带来更多帮助呢？
2015-2018年施行的GST，回过头来看虽然理论上对国家税收收益和透明化是有益的，数据上也显示GST为国家带来了相比SST多约200至250亿令吉的税收。其主要原因除了税基的扩大，也归功于企业有更高的动机去记账，以申请回扣，让政府更有效核对和稽查，减少逃税和所谓的灰色经济带来的税收损失。
但最终以结果来看GST的执行是失败的，尤其在退税机制拖欠上，截至2018年6月，共有约190亿令吉的GST退款申请未被归还。这导致中小型企业资金周转问题，需提高物价以弥补资金短缺问题，导致物价上涨。在2018年GST被废除的第一个月可以明显看到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1.8%放缓至+0.8%，环比下降了整1.2%。
当今政府强调保留SST的原因是能让它更好的进行针对性征税，以减轻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但因为其机制导致的级联效应间接带来的价格压力，另外也有少报漏报的问题，也须电子发票协助透明化这个机制，导致许多关于如果最终目的是要透明化为何不直接换回GST的疑问出现。这当中当然存在些政治考量，毕竟这个敏感课题是导致前朝国阵政府倒台的主因，同时最重要的是政府也需要有完善的回扣归还机制，以免重蹈覆辙。但在更换机制所需的时间成本以及不停改变政策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SST无可否认是目前较为适合的过渡性机制。
总的来说，这两个机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有各自的利与弊，到最后也只是国家获得税收的工具。因此GST不是一定的救星，SST也不是完全的毒药，关键在于哪一个更适合国家现况及未来发展。
但如果更深入思考，执行这些机制最大的障碍在于企业的思维和准备程度。如今企业应借用这个机会作为转机，提升企业的运作系统化和效率，加快科技化，以完成经济转型。如果只是纯粹地抱怨成本的加重，而忽略了转型所带来的额外生产力，未来将会面临更多挑战。政府应有勇气做出困难且正确的决策，推出优惠配套如免费培训和咨询及投资税务津贴，以协助企业完成转型，并有效策划及沟通如何利用税收推行惠民的发展项目，有效推动国家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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